蒲慕明所长在神经所2006年会上的讲话

费问题:
【提问】:您刚才说到要有合理的经费分配制度。我认为一种就是圈内人来分,就是做科学的人来分科研经费,这样就不可避免的总想自己把蛋糕切得大一点。如果圈外人来分的话,问题是他们不懂行情,把经费乱分掉,而我们国家需要把经费好好用在刀刃上。您觉得怎么样的一个体系能够使我们有限的经费使用得最有效?
【蒲】:关于经费分配的问题,科学先进的国家都尝试了各种方式,现在公认最公正有效的分配方式就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同行评审,是一种匿名评审方式。这点在国内比较难做到,大家没有评审应是保密(confidential)的观念,谁投了什么票消息常常会泄露出去。其实这与国际学术杂志论文评审是一样的,你不知道评审者是谁,所以他可以公正大胆地照实说。匿名评审是使得评审比较公正的方法。大家都非常关注经费,事实上国内主要研究单位包括生科院的经费比国外大多数研究型大学要好,当然我们不能与美国的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HHMI),德国的Max Planck Institute,日本RIKEN的研究所比。因为我们的人员费比较低,可使用买仪器、买消耗品的经费已经超过一般国外研究型大学。所以说国内重点科研单位经费短缺是不正确的。缺经费是边远地区的二流学校,这些单位没有"创新经费",进不了863、973重大计划,只能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所以我常劝我们PI,不要去跟科学院外的单位争十几万、几万元的经费,否则就是把剩下的一块小蛋糕也全拿走了。我觉得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经费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有效地使用现有的资源。对于"经费越多越好"的观念我是非常反对的。经费要足够,过多反而有害。为什么说有害?不仅是剥夺了其他更需要经费的地方的机会,对做科学研究尤其是刚起步的年青科学家,经费太多是有害的。经费多就乱用、乱洒。雇一大堆人,任何一个项目说启动就启动,不好好用脑筋想怎样设计实验,最后结果不会好。我可以说美国进HHMI的科学家都是做得非常好的,一年一百万美元以上的经费
。但是这些科学家进入HHMI以后经费多了,是否比进去之前做得更好?你可以发现不见得更好。这就说明科研成果不是和经费成正比的。
【提问】:我想问二个问题。我认为目前制约我国科研的制度化主要存在着二个很大的弊端。第一就是缺乏比较有效的监督机制,像现在很多老板申请钱,但这些钱怎么用,到后来就没有后文了,感觉剩下来的就是自己的钱,怎么用也没人去管。另外就是缺乏一个比较好的决策机制,如我们有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很多机构决策同样一个科学,这样就造成了整个资源的浪费。您能不能介绍美国这方面有什么经验?还有您觉得在我国国情下应怎样做是一个比较好的机制。
【蒲】: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看到了,自然科学基金现在是比较好的可行机制,而且慢慢地在改进,评审制度也在改进。美国的基金制度是这样的,监督并不是监督你申请到的经费一定要做你提出来的计划,但审计制度要比这里严格多了,科研经费是绝不可用于非科研用途的。假如你拿到经费后,几年没有成果,那你就没有办法继续申请到经费。评审者是看你过去的成绩,而不是看你提出来的计划是不是真正做了。科学研究本来就是这样,你提出计划要做这个,过几个月后发现这条路不通,你可走另外一条路,还有更有意思的东西可以去做,这是一个好的机制。但是你提出来的计划是要经过严格评审的,从计划中能够看出你是否真正有能力做你所提的计划,有没有把问题想清楚,提出的计划有没有合理性?假如你整个计划没有什么缺陷的话,你就会拿到经费。但你不能因为这次计划没有做,下次申请经费时同样计划又重新提出来,那他们不会同意的。以前的申请计划评审者是可以看到的。国内的基金评审监督制度仍有许多方面需要改善的。原则上评审必须要公平,要真正做到同行评审,将来每个领域的科学家多了,可能可以越做越好,关键在制度上必需有改善。
??????? ?大科学与小科学:
【提问】:上次您在《Nature》中国之声上说现在中国有趋向做大科学,而你认为小科学更具有培养学生的价值。中国未来几年的主要经费投入在像蛋白质组学的大科学上,据说原因是"大科学能够为我们以后要做的小科学提供很多新的目标蛋白"等。您认为中国现在在有限的经费情况下,到底是应该把钱投在大科学上还是小科学上?是不是应该等别人发表大科学后我们再去做小科学?能否谈一下您的意见。
【蒲】:我说的大科学是指大项目。对于大科学吴家睿老师有另外的定义,他说是大系统全面性做科学的方式。你现在说的大科学是大项目,大项目是国家从上而下来的,把经费集中到少数几个认为是有社会意义的项目,比如说做与疾病有关的蛋白质组学,建立大型高流量筛选平台,大家可以使用,小实验室也可以用。这里有很多问题,平台建立了,不见得用得上、不见得能很好地使用,那就是浪费。假如没有相应的经费投到小科学实验室里去,就不可能发展出问题来,也就不可能去使用这些平台。把建立平台作为首要,而不是充实各小实验室做科学的能力,有点本末倒置,而且会造成很多浪费。我举个例子,八
十年代中期我们国家是办教育、做科研缺少经费的时候,于是向世界银行贷款,借了几亿美金分给中国几个重点大学去加强教学和科研。钱拿来之后做什么?买大型仪器,最先进的仪器全买来。大多数仪器都未能有效地使用,很多放在那里没开箱,没有人会用。科学研究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很多先进设备是用不上的,少数实验室可能用得上,但只是少数。我们面临更重要的问题是要普遍提高科学研究水平,经费要能够分到各个小实验室去。所以我觉得平台不是不重要,但不能把大量经费投入平台建设,而且很多平台该不该建立值得考虑。有一个系统生物学蛋白质组学的例子。几年前美国德州大学的Gilman与加州理工的Simon牵头联合了几十个实验室提出一个"大科学"项目,要全面性研究细胞信号转导系统(Signal Transduction Network), 建立了所谓Alliance for Cellular Signaling(AfCS)。因为不同细胞在不同环境下的蛋白质组大有不同,大家决定先一起专注一种细胞,选了巨噬细胞(macrophage)的一种细胞系,要找出这个细胞内所有与信号转导有关的蛋白和外来因子所引起的变化,用高通量的检测方法,他们可同时检测34,000种胞内反应和蛋白表达。他们的成果各位可以在网上看到(www.signalinggateway.org)。上星期在加州Ventura的Gordon Conference上我听了Simon对AfCS大科学项目几年工作的总结。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觉得十分失望。因为除了证实已知的一些信号传导,大量新的信息并没有带来什么新的insight。对胞内信息传导机制也没有新的了解。因为胞内信息传导是动态的,除了钙离子及cAMP和少数可用FRET检测的酶以外,对大多数蛋白质的分布及动态是无法检测的。没有所有蛋白质活性的时空(spatiotemporal)信息,即使知道所有有关信号传导的蛋白质组,最好的计算生物学家和最大的超级电脑也无用武之地。事实上所有信息传导的模型计算目前的工作没有好的进展就是因为大多数蛋白质活性的时空动态信息不知道。
大多数的计算参数只能猜测,结果也没有多大意思。看来还只有靠小实验室细心分析每一蛋白的特性,动态和功能,许多年后也许我们可以真正作全系统的分析。你说"大科学能够为我们以后要做的小科学提供很多新的目标蛋白"。我们就以"病态细胞与正常细胞的蛋白质组的差别"为例。现在已知许多病态细胞有一些蛋白表达与正常细胞不同。用最新的蛋白质组学的方法可以找到几百个与正常细胞不同的新的蛋白,对了解病因就会有大进展吗?我看不见得,大量新的信息也带来大量的噪音。事实上大多数表达差别大的(可肯定是阳性的)都是病态细胞的表相。因为信息放大是细胞信号传导的通性,真正的病因起初始作用的蛋白差异常是很小的。表达差异大的多为下游分子,真正的病因分子差异很可能在分辨度之下的。真正要突破病因看来还得靠小实验室用巧妙的实验方法
从已知的病态细胞的差异探索到真正的病因蛋白。已知的"目标蛋白"已很多了,生物学家可入手的问题已够多了,找大量新的蛋白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提问】:我觉得大科学很可能是国家政治要求下必须要做的东西,现在大科学和小科学共分经费,大科学吃了小科学的经费,能不能有一个可行办法把这二部分钱分开,做大科学的话,有专门的经费,但是不能吃掉小科学的经费。
【蒲】:一般领导人都喜欢大计划。下阶段中长期科研计划国家可能会投入大笔经费,发展一、二十个大计划,如登月计划、高速火车计划等等。基础科学项目可能只有2个,一项可达一百亿。但决策者没有注意到科学项目与工程项目大有不同。登月计划、高速火车,只要钱投进去就可以一步一步做到。你投一百亿在一个科学项目上,不见得可以得到你要的目标。什么是更好的方式呢?可以把准备投入基础科学的大项目经费加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把基金的每个项目经费提高,比如说让所有需要经费的小实验室,不是五万元一年,而是二、三十万元一年,这样他们就可以真正做点研究。你到边远学校看看,他们做
实验要买一台仪器可能要等五年,怎么做研究?有聪明才智的人在那些边远学校科研机构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才能。总之,基础科学把经费集中到一、二个大项目上是不合理的。
?????????????????????????? 基础科学:
【提问】:我觉得我们国内好像有这么一个观点,当然不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大部分基础科学我们没有必要去做它,为什么呢?因为基础研究工作的结果都是发表的,我们只需要选择我们需要做的,比如农业、军事等,对我们需要的我们才做。对于这种观点,您是怎么看?
【蒲】:我觉得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大家都很清楚,在农业、医学、工程方面真正的进展都是靠基础研究。技术发展可以到一个地步,但是有瓶颈,就是技术过关的问题。拿医学运用来讲,做干细胞研究,你说可以治病,有各种可能的用处,但调控干细胞分化的机制问题没有解决,你怎样运用?把分化机制,包括在体内环境下维持分化状态的机制搞清楚了,运用马上就来了。基础是运用的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科学文化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说科学文化是追求真理,尊重真理的文化。科学文化越普遍,这个社会是越有正义、越公平的,才能真正达到社会主义的理想。基础科学研究对建立科学文化
极为重要,因为在基础科学研究中,最能得到追求真理的训练。我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应做基础研究,我说的是基础研究绝不可忽视。
【提问】:还有一点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评价科学的标准,我在网上看到路院长说《Nature》、《Science》不是评价科学研究的唯一标准,当然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标准,您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标准?是SCI点数高还是别的什么标准?
【蒲】:他是说对社会有意义是做科学的最终目的,是否产生对社会有意义的成果才是评价科学的真正标准。"Nature"、"Science"发表的文章代表的是此时此刻科学发展上一般认为较重要的一些进展。除少数文章外,并不代表重要的突破。很多后来证实为重大突破的工作也不是在这两个杂志上发表的。社会意义有很多方面,包括应用上的意义,也包括增进人类对自然界深一层了解的意义。
??????? ?应用科学:
【提问】:蒲老师,您今天讲得都是关于基础科学的问题,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做基础科学的,相对来说比较了解与国外的差距、具体应该怎样去做。但对应用科学,至少我是不太了解,就是应用科学与美国、或与国外差距到底有多大?他们的发展有什么捷径或经验?是不是基础科学做好了,应用科学就能上?或者作为应用科学应该怎么做?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蒲】:讲应用科学以biotechnology与基础生物科学之间的关系为例。我相信其他科学领域也许类似。Biotech的进展在国外是远超过国内,国内的biotech还没有起步,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基础,biotech跟基础生物科学关系非常紧密,基础科学有结果马上可转化。Biotech进展的瓶颈问题都是基础生物学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基础研究上有差距,在biotech上的差距可能更大。基础科学差距不拉小,biotech是否可以有大跃进?我看不太可能。因为现在都讲知识产权,biotech的东西如果不是你自己develop出来的话,你就要买。花钱买人家的专利,那你发展biotech必定是非常昂贵的,没有竞争能力。大家都知道biotech是commercial business,必须要有竞争能力才有发展。我们没有办法跟国外竞争就是因为我们的基础科学还不能使我们自己拥有大量的知识产权。所以发展基础生物科学非常重要。
【提问】:现在我们国家提倡可持续发展,那么很多问题是矛盾的,你要快发展就会破坏生态,牺牲了自然资源,所以可持续发展与高速发展是矛盾的,怎样找到一个折中的问题比我们是不是根据国家需求是更主要的问题,比如生态。
【蒲】:对!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国家应该重视,尽快投资解决的问题。

?院士制度:
【提问】:刚才蒲所长您提到,有些院士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我认为一般人是不敢提这个问题的,假如我没有听错的话,你刚才提了这点,对吗?您认为中国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吗?我认为院士肯定在某个时期、某个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所以才会得到这种肯定的。但是科学是在发展的,社会也在发展,很多事情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并不是说这个院士不行,而是这个时代在前进。院士有权威在国外也是一样的,他是不允许别人说他是不对的。
【蒲】:国外的院士受尊重,但没有特权。不能左右经费的分配,也不能有制定重大方向,控制学科发展,永不退休的特权。事实上有些院士赞成我的说法,也认为院士有特权是不应该的,这个制度是应该改进的,但是有很大阻力,院士退休制度就有很大的阻力,这个制度是应该要建立的。
???????? 互相尊重:
【提问】:蒲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刚才提到一个实验室是否productive主要看能否有一个很好的氛围,这种氛围是需要学生和老师们一种相互尊重来实现的。【蒲】:除了尊重,还要相互交流,而且要一起共同达到这个目标。
【提问】:在中国学生传统的观念中,学生对老师的尊重大家都会有的,就是学生能够对老师比较尊重。但并不是每个老师都能做到对学生也比较尊重(众鼓掌)。
【蒲】:所以我说是双方尊重,我也非常鼓励我们老师尊重学生。我刚才举了Bohr的例子,Bohr是非常尊重学生的。学生假如是对的,他自己错了,他就会承认错误。我们传统的尊重是尊师重道,老师是绝对不会错的。这种观念对科学研究的作用是应该重新考虑的。在科学研究上,尊重是人对人的尊重,对真理的尊重,不是绝对听老师的话就是尊重。老师也不要认为学生不听话就是不尊重。
【提问】:如果说我遇到一位老师,然后很难发挥自己的主动力,我该怎么办?
【蒲】:这需要努力。你的意见要跟老师多谈、多交流,而不是泄气,谈不通就算了,以消极的态度工作。

???承受郁闷、面对挫折:
【提问】:蒲老师,我们大家都知道基础科学确实很重要,但是基础科学却很难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好处,有时我们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一点结果都做不出来,这个时候心里就特别郁闷,觉得花那么多钱不值得。不知道您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遇到,您是怎样使自己从这种郁闷心情中走出来?(众鼓掌!)
【蒲】:所有做科学的人对你讲的话都会有同感,所以大家鼓掌。要做科学就要能忍受郁闷、忍受挫折。没有挫折就没有快乐,将来你真正做出东西以后,就会体会其中的意义。你也许一时做不出东西来,其实做不出来、没有出文章这些都是其次的,科学在于做科学的过程。将来你慢慢做久了就会体会到,不一定是出了文章才觉得特别有意义。当你发现一些问题,解决了一些问题,在自己跟自然对话的时候也会觉得特别有意思。怎样对待挫折,是一个科学家成功与否的关键。面临困境,不管学术上的还是生活上的困境,你是否能坚持不懈、突破困境?我常说"困境孕育创造力",许多重要的科学发现,伟大的文学艺术品,都是在困境中产生的。你读"徐悲鸿的一生",他的许多伟大的作品都是在困境中产生的,甚至有些画是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画出的。今年是科学史上一个重要百周年,1905年是科学史上所谓的"奇迹年",26岁的爱因斯坦在这一年发表了五篇重要的论文,篇篇都是瞩世之作,包括光电效应(得Nobel奖的作品),狭义相对论,布朗运动的分子理论,导出E=mc2等等。大家在赞叹他惊人的创造力之余,也许没有注意到这时期正是他处于一生中最艰难的困境之中。他拿到Ph.D之后,向几个著名物理学家申请作助手,都被拒绝了,有一段时间还得找家教为生,最后到了瑞士专利局作个小职员。在物理学界,他没有一点地位。他用业余时间,作出这些伟大的作品, 是否也是非突破困境不可的心态
带来的创造力?
????????自我创造学习的环境:
【提问】:您刚才谈到很多资金分配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多老师关心的suffering,实际上最大的受害者是老板底下的学生,他们更在suffering。您觉得有些老板召了一、二十或三、四十个学生,还甚至于要求学生必须出影响因子在3分以上的文章才能毕业,您是怎样看待中科院现在这种制度?
【蒲】:我觉得假如一个实验室有三、四十个学生一般是不能够做好的。一个实验室老师跟学生之间要有交流,那么大的实验室很难有很好的交流。除非这个实验室可以自己形成小的group。美国有一些高产出的实验室是很大的,但它总是由好几个小group组成,在小group里相互之间有很好的交流。你可以从与比你senior的同学、博士后之间的交流中得到好处,跟老师的关系不大。所以在一个大实验室里,靠的是学生自己,学生一定要自己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切磋的环境,自己来摸索。简单一句话,不能什么都靠老师,一个人的成长靠的是自己。我跟各位讲,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老师真正算是我的mentor,我的老师
也不是很著名的的科学家。作学生、博士后时我主要是靠我自己。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埋怨实验室环境。实验室假如给你的条件可以让你买试剂,提供仪器设备,可以让你做你要想做的实验,这就是很好的环境。我们要自己能够创造条件,与老师有好的交流,同学之间形成好的交流。同学间的彼此学习可能比向老师学习还更重要。我给大家说一个我非常有感触的事。大家知道我在Berkeley有一个实验室,在这里也有一个实验室,我发现Berkeley的实验室似乎没有上海的productive。我并没有太多地照顾上海的学生,他们自己互相切磋讨论都是很深入的,形成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相互之间的学习比向我学还更多。总之,你在实验室不要什么都靠老师,有什么事情不顺心就是老师不好,你要自己创造你自己的学习环境。
????????必要的紧迫感:
【提问】:蒲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您刚才说在座的许多同学将来都会有机会出国,您也说希望大家将来都能回来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做一些事。实际上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或者更早,就有海归派回来,这些已经不是个人行为,已经有很多人回来,但是为什么中国现在的学术水平还没有比较高的提高?将来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有些人回来时雄心勃勃,希望干一番事业。但回来没有几年就又冷淡下去了,我想问问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蒲】:你这个问题很好,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的科学发展很大一部分可能要靠海外回来的,在海外的时候他们都能做出很好的工作,为什么回来以后就不见得能做出一样好的工作呢?显然这里的环境不适合他们更进一步的发展。为什么在国外比较能够做出一流的工作?我觉得环境的差别就是那里有好的科学文化可以激励你做出好东西来。我常常说海外的环境是非常紧迫的环境,尤其是对于年轻的研究人员来说。刚才那个同学说三、五年做不出东西来,觉得很郁闷,你如果到海外去说不定五、六个月就做出来了。为什么?那里逼着你非做出来不可,你在这里可能没有那样的紧迫感。一个是环境的压力,老师
给你的压力,同学给你的压力。别的同学都做得好,你是一个外国人更要做得好,在那个社会里你要能出人头地才会有前途。各式各样的压力逼着你,使你非做好不可。一流的现代科研机构总是存在着必要的紧迫感,不会是个很宽松的环境。关于同事同学之间的相互压力我举个例子,我在美国五个不同的大学里工作过,其中有比较二流的大学、有一流的大学。把五个学校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差别在什么地方,那就是你隔壁实验室的学术水平。他们的压力逼着我自己非做好不可,每年非出几篇像样的文章不可,否则就觉得没面子,学生也不来跟我。环境使你要证实你自己,不断提升自己。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比国内大多数做得好,不需要证实自己,没有压力要提升自己的水平。除了环境的因素,当然还有我刚才讲的交流的因素,没有机会与其他科学家有益处的交流,得到中肯的意见,想错、做错时也没有人批评,大家客客气气,没有切磋的机会。所以我们要倡导建立一种交流文化,生科院回来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需要努力建立起紧迫的环境,好的交流环境。现在生科院其他所会有些压力,因为神经所做得比较好,出了一些好成果。彼此之间要有良性的竞争,别人做得好,就要想想看他为什么会做得好。神经所现在的一点成果也是一种比较紧迫的环境造成的。建所时我要求我们每个PI一定要通过国际评审来证明他们的工作做得好。怎样证明?一个标准就是出好文章,就可过关。否则你就得说服评审团,你的工作有潜力,将来会有好成果。所以大家都努力出好文章,这种压力是最肤浅的,还有更多各式各样的压力,包括PI、同学们对自己的期
望,科学上的理想等,使得你自己能发挥最大的潜力。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一起共同建立这样紧迫的环境,所有人的潜力能发挥到最大的程度。
??????? ?学生的合法权益:
【提问】:您前面说的关于压力的问题,有一点我不赞同。您说国外实验室产量高,国内产量低,是因为国外压力大,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国内学生的压力更大,像我们生化所规定只有出了文章才能毕业,但有些学生还是出不了文章,为什么?我想是因为国内的制度可能是侧重把导师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没有提高。为什么?除了课题兴趣方面的原因,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学生权益保障的问题。权益有很多方面,钱是一方面,休假也是一方面。学生有享受休假的权利。我喜欢的课题,我愿意周末也上班,我愿意工作到深夜,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希望有规定说你这个假不能放,那个假不能放。我还
希望一点,就是有劳动合同的人是受劳动合同法保护,现在农民工也有相应的法,而学生没有任何法律保护,老板要你就要,不要就不要。我们科学院风气可能还比较好,大学情况也许更严重,老板让你干他公司的活,学生也只能干。从科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必须有一些法律保障学生的基本权益,您觉得如何?
【蒲】:假如你真的投入科研工作,就会发现休假不是件重要的事。我作研究生时就没有休假超过几天以上的时间。工作紧迫时不休假是应该的。我觉得你应把老师给你的压力作为一个challenge,要发挥自己工作的主动性。我刚才讲老师与同学间应该形成融洽的关系,同学与老师之间能彼此尊重需要双方的努力。至于学生的权益应受保障,你说的是对的,尤其是我们有些大学的导师收一大批研究生,把学生安排做非科研性的工作,甚至干自己公司的工作,这些学生的权益应受保护。在国外的大学研究生还有研究生工会,保障学生的权益。研究生的权益是可以由立法保障的,希望将来制度进步后都能做到。
【提问】:我们研究生的声音实在太小,领导听不见。上次我还给全国人大写了信。
【蒲】:你其实不完全是为你自己呼吁,是为大家呼吁。大学里的研究生情况可能更糟糕,这里还算是研究生的天堂。比较起来,生科院的研究生的待遇好得多。
???????? 学做科学的本事不是只学技术:
【提问】:蒲老师您认为在读研究生阶段最应该学会的是什么东西?说白一点,以您的经历来看,读研究生阶段最应该去做的事情有哪些?或者说得再明白一些,等五年我们这些人毕业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因为拿到学位而高兴,而是做到了蒲老师今天说的在读研究生阶段应该做的事情而感到高兴,这些事情有哪些?
【蒲】:在读研究生时最重要的是学会怎样做科学,不是学技术,不是学会使用这种那种先进技术你就达到目的了,其实这些都是化不了几个月的功夫就学会的。你要真正变成好的科学家,就要学会怎样运用你的技术解决问题、怎样能够把实验工作做得面面俱到,分析结果时能学会严谨的态度,把问题解决到没有人能够说你的结论不可靠。不管是所谓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问题,你如果能够学会怎样能较彻底地解决科学问题,将来不管到哪里去、做什么工作,都会受惠无穷。要学作科学的本事,而不是学技术。
?????? ??怎样走上科学之路:
【提问】:蒲老师,我有一个一直比较困惑的问题,我不知道支撑我们做科学的根本信念是什么?因为在历史上很多好的科学家他们做科学是因为他们有兴趣做这个,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你五年之内必须发好的文章,你才能毕业;然后你才能在国外好的实验室做博士后,你必须再发好的文章,才能做faculty;你又必须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发好的文章,才能保住你的工作。所以如果有一个课题是你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和一个课题你做了之后短期之内就会有成效的,我们不得不选择后者,而不能选择前者。我不知道现在我们这样做科学,你觉得能做出好的science吗?(众鼓掌!)
【蒲】:这是好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做科学?我不好说什么大道理,跟你们讲讲我个人经历吧。刚开始的时候我对科学只是有模糊的认识,中学时我是喜欢文学的,还喜欢写现代诗,现在看起来都会脸红的诗(众笑)。但是我父母说你将来要有前途,必须要学理工,否则就找不到工作,吃饭都有问题。所以我就去学理工,选什么呢?物理。为什么学物理?那时物理好像是最高层的、最有前途的科学。杨、李的成就鼓励了六十年代的许多年青人,都觉得学物理是最好的,所以我也进了物理系。学了物理以后我发现物理确实有意思,非常美妙,于是对科学开始有了兴趣。但怎么又变成生物了呢?当时台湾清华大学有物理系,没有生物系。有一次有个教授来演讲谈到mind与brain的关系,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开始对生物学有点兴趣。不过大学毕业后到美国我还是进了物理研究所,我首先进了一个属于大科学的大实验室,我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提到过这段经历。由于在大实验室作技术工作,感到无趣,就跑到一个小生物物理实验室去作论文,我想我学了点物理,对生物学也有点兴趣,就做生物物理吧。当时我也不清楚生物学是怎么回事?生物学的重大问题在哪里。那个实验室正好在用物理技术研究膜蛋白的扩散现象,这个问题我可以下手,所以在那里做了一个论文就毕业了。毕业之后,我真是惶惶然不知所去,我对生物学仍
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于是我到Woods Hole的海洋生物研究所参加一个暑期班,期间有一个书展,我买了一本 "发育生物学"的书("On Development" by J.T. Bonner)。看了这本书里之后,我发现发育生物学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其中提到的 L.Jaffe的工作就特别有意思。他发现细胞发育时有自生电场,这电场有什么意义?是否反过来影响细胞发育呢?我觉得生物电与生物体发育的关系蛮有意思的,就去找Jaffe做postdoc。做完postdoc以后,对了解生物现象有了更高的兴趣,就想有些发育生物学上的一些大问题假如能解决那多好。但是我觉得我真正对科学产生浓厚兴趣是在我自己有了实验室以后,可以自己自由探索有兴趣的问题以后。刚开始有实验室时我是没有其他的选择,没有其他的本事,只会做一点实验,人家雇我做assistant professor,我就去了,只是一个job。我是否真的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我觉得可能并没有。很多人进入科学圣殿是想拥有辉煌的前程,有要得诺贝尔奖这样大的期望,其实这都不是真正的兴趣。真正对科学的兴趣只有从投入科学探索的工作中才能慢慢培养出来的。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我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得到了乐趣,这乐趣并不是解决了大问题的乐趣,而常常只是解决了小问题,得到我觉得很有意思别人也说很有意思的结果。这些乐趣使我慢慢觉得科学生活真是有意思,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个科学家了,因为我确实解决了科学上的问题。我对应该怎样去做科学的认识跟我喜欢看书的习惯直接有关。我在大学的时候是一个中等的学生,在台湾清华物理系书读的比我好、考试考得比我好的同学很多,但是后来很多人放弃了从事科学。我是走上科学之路的少数人之一,而且我还是做得不错的。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我是自己培养自己成为科学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喜欢看书,书看得多,不只是看文学、看小说,主要是看科学家写的书和科学家传记,回顾他们怎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另外还看科学史。慢慢使我自己进入科学领域,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不是说我的生涯就是大家都要走的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路,真正从追求科学变成一个科学家的路,每个人走的都是不太一样的。在读研究生时期,如果这五年你对做实验确实有很大的兴趣,对某一个方向特别感兴趣,说不定你就走上做科学的道路。也说不定你将来不做科学,你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但是现在你最宝贵的年轻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将来你做科学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我希望各位要注意自我教育,将来要做好科学,一定要知道怎样解决科学问题。自己摸索时要看成功的科学家是怎么解决问题的,读论文看书,不要只看他得到什么结果,也要注意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环境他会想到做那个实验,得到那样的结果。这样你就知道将来遇到问题的时候应该怎样去做。所以我说一定要看一些好书,我实验室的研究生进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叫他们去读《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这是一本很厚的关于分子生物学史的书,图书馆一定有的,我的研究生读完那本厚书的人并不多,读不完也没有关系,能读多少就多少,都是有意义的。那本书是一个科学记者访问了上百位在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生物学家谈他们在那个时代做研究的来龙去脉。读科学历史对了解科学研究是怎么回事是非常重要的。

?科学生涯中的选择:
【提问】:在你的科学生涯中有没有过痛苦的选择?
【蒲】:再说我作选择的故事。做完博士后我得考虑将来做什么?那是很关键的时刻。当时我有三个选择,事实上我确实都尝试了。第一我选择回台湾,回我母校台湾清华大学教书。我是台湾出来的,回台湾教书不是很好吗?于是我就写信给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当时清华校长徐贤修还给我回了一封用毛笔写的信,说"年轻人有志归国服务,其志可嘉,交于理学院沈君山院长办理",就没有下文了。后来知道他们雇了另外一个人,也许是我的专业不合适,所以回母校没有成功。假如我回台湾教书的话,我的生涯就不一样了,科学上成就也许小些,但我现在可能已桃李满台湾。我的第二个选择:我想我在中国社会受了早期教育,又在美国学了一点科学,什么样的工作最合适?想来想去恐怕到联合国工作最合适。为什么?那时联合国正好需要雇佣大批华裔做文书工作。我想也许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工作,因为我是学科学的,又懂中英文,应该可以为世界科教文事业做点贡献。于是我就申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翻译工作,申请书递进去,结果打回票,没有录取我。二个选择都没成功,第三个选择就是只能在美国找工作。我申请了六个学校,只有二个学校面试,一个是我原来做博士后的学校,因为他们认识我,不好意思不面试,事实上不想雇我。另外一个是加州大学Irvine分校,他们正好需要我的专业,于是我就去了Irvine做Assistant Professor。我是做了选择的,但最后还是走上科学之路,这是命运的安排。

【提问】:命运的安排!你难道没有作过主动的选择?
【蒲】:有的。这是在我对科学发生了兴趣之后的事。那时我对Irvine的环境很不满意。虽然我在Irvine做得似乎不错,很快就拿到终身职(tenured)正教授,但我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满意,觉得很泄气。我想我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呆下去。但是我是一个二流学校的终身职教授,要到好学校去,他们不会马上给终身教授。但我还是决定要找一个好的环境。Yale大学当时成立分子神经生物学系,系主任我认识,我就给他打电话希望到那个系去工作。他说欢迎,但告诉我当时他那里没有tenure track的职位。Tenure track在美国大学是很重要的,是拿到终身职的必经之路。否则所有的工资都是靠自己申请经费,一旦申请不到经费就没有工资,就马上走路,这叫non-tenure-track的research professor。当时所有人对我说,这算什么职位,你在 Irvine做教授,一辈子不用愁,到Yale去是前途茫茫,搞不好过几年就被人赶走。当时我确实做了一个主动的选择。我想假如我科学做得不好,被赶走,就去开餐馆。但是如果我做得很好,Yale自然会给我tenure。于是我离开了Irvine,到了Yale,我的学术生涯从此就开始往上走。后来Columbia请我做教授,Yale也立即反应,要给我tenure,但是我选择去了Columbia。所以我还是有主动的选择。主动选择有时要冒点险。
??????? ?社会责任心:
【提问】:蒲先生,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是神经所经过几年发展已经非常成功了,但在成功的背后您觉得有哪些遗憾?或者您觉得有哪些"could have been better",这是第一个的问题。第二问题您觉得作为一个科学家,对您来说社会责任心在您成功里面起了一个怎样的作用?
【蒲】:你的问题不好答,我尽量回答。你说神经所发展得很好了,但距离理想还很远。对于神经所的发展势态我相当满意,没有太多遗憾。但是我希望神经所能够更快地达到世界一流研究所的水平。神经所有几个路标,其中一个路标就是神经所的PI能够很快地被世界同行认可是做出重要贡献的,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上被邀请做演讲。这表示国际同行尊重我们已经做出的工作,我们可以建立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地位。现在神经所PI被邀请的人还很少。另外我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们有许多同学在神经所是不满意的,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环境使我们大多数同学都觉得他们在神经所的光阴是值得的。许多同学在毕业离开时还有很多抱怨,这表示说我们没有做到让他发挥自己最大的创造力、让他觉得自己的光阴没有白废。假如在这一点我们能做得更好,我会更为满意。至于责任感对于我做科学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可能没有太大的直接影响。假如一定要说有影响,可能是做许多与自己科研无关事的耽误了我做科研的时间,有点负面影响。如果我更专心,我的科学可能会做得更好。在我年轻力壮正好做科学的时候,我就经常回国,北医、南开、清华我都花了很多时间在开课,建系等与自己科研无关的事上。后来香港建科技大学的时候,有几年内常常飞香港。在香港做什么?帮他们设计生物领域的科所,招聘教员,教区建设,包括大楼里生物学实验室怎么设计!这些杂事对我做科学是有影响的,否则我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是我不后悔,而且觉得这样的人生有意思。对我来说做科学只
是人生的一部分。我在社会里有参与,常常可以得到更多的乐趣和收获。我经常说我们社会还有许多问题,大家不知道我到过中国的贫困乡村可能比在座大多数人都多。九十年代初在Columbia时我在一个扶贫机构"滋根基金会"担任了几年的Project Director。这个基金会是保钓运动时期的朋友董绪林、杨贵平夫妇在八十年代中创立的。滋根基金会用华侨捐的钱帮助中国贫困农村,与希望工程有点类似,但它的面比较广,包括建立小型乡村图书馆,建小型水电站,资助女童入学,修建校舍,办乡村医务员训练班等。我的工作是到乡下去看各个扶贫计划进展的情况,我曾跑到贵州黔东南苗族自治区的乡下,那里路都没
有,走山路有时还得涉水而过,走一整天才到。我还到过西北宁夏最穷的西海固地回族的穷村庄。九十年代初,那里连吃饭都还是有问题。据说现在情况还没有太大的改善。这些经历使我有时讲话比较激烈,因为我看到我们科学家在使用科研经费上的浪费,感到非常痛心,这是题外话。(众鼓掌)
??????? ?支持边远地区的科学:
【提问】:蒲先生,我想请教二个问题。刚刚您提到那些边远高校经费不足的问题,据我所知,情况确实是这样,而且比较严重。一些老师迫于晋升职称要求的压力去申请经费,好不容易得到一些经费,但发表的文章比较差,可以说这些工作都没有什么创新性,他们私下里称为"垃圾文章"。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把经费投入这些高校做这些"垃圾文章"有什么意义?第二个问题,随着高校的扩招,这些小学校也是扩招的,老师们一方面是迫于上课的经济需要,另一方面研究经费的不足,有人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这些高校干脆不要做科研,专教学就可以了,您对这个观点有什么看法?
【蒲】:我认为在边远地区的高校也有很多有才智有兴趣做科学的人才,而他们没有做科学的环境。经费是一个条件,而且是关键性的条件。那些高校有很多研究生、老师想做研究,虽然他们研究水平不高,但是没有经费,他们是完全不能做的。假如我们实施精英制度,把大量经费集中在几个"精英"的实验室里,这是一个不□□□的做法,抹煞了很多聪明才智。我们怎样提高他们的工作,使他们不出"垃圾文章"那是另外一回事,也需要下功夫。也许他们的研究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也会做好工作。现在他们是被环境所逼才出"垃圾文章"。当好的环境慢慢地建立起来,他们将来也能把工作做得更深入、做得更好。科学
发展不能只靠几个少数精英实验室,你不知道将来重大突破是在什么地方出现。科学文化也应普及到中国的各个角落。
【提问】:蒲老师,刚才有人说到边远地区出"垃圾文章"的事情,我是从那地方来的,我觉得边远地区有些大学最缺乏的并不是钱,最重要的是他们往往不知道该怎样做研究,没有一个做科学的方法。我们在生科院这个大环境里受到很好的训练,知道怎样去做,我想其实边远地区缺乏的不仅仅是钱,也需要像蒲先生您这样的人。还有神经所发展到现在至少在国内已经是一流的研究所了,其实也应该提供这样的机会给二流大学的老师、或做研究的人员。
【蒲】:对!我希望我们生科院的老师们、同学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机会到边远地区、边远的学校去。也许我们可以主办一些活动,到边远大学进行交流,西部大开发我们也可以做点贡献。其实有些地方一点帮助就会有很大作用的。在贵州的乡下,我发现很多农村其实是非常闭塞的,你建个小图书室放一些简易的科普书籍,办个培训班,教他们怎样科学施肥怎样种果树,他们受益就很大。我认为农村实际情况至少在九十年代初期我去的时候,比七、八十年代还差,边远地区是在走下坡路,以前的贫穷县有国家救济,有赤脚医生,有简单的医疗设备等。到了九十年代初期这些都没有了,我们去的一个小村庄没有电,为什么?七十年代国家同意给电,装了电线杆、电线,到了九十年代,这些电线都被偷光了。没有电线,也没有新的拨款,那个小村庄就没有电。大家看过的农村报道一定很多,我也不多说。我想在教育科研领域,边远地区的情况也类似,外面去的资源、信息以及培训都是很重要的,很需要外来的帮助。我们能力所及都应该尽量去做。今天的座谈会就谈到这里吧。谢谢!(众鼓掌)

?

?

?

转自新语丝
   蒲慕明所长在神经所2004年所年会上的讲话
  (2004年11月27日08:30)
   根据录音整理
??? 今天我们很多人起个大早来参加会议,还有很多同学没有到,我们就不等了。在一个星期前我们神经所得到一个好消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蒋辉、郭炜、梁新华的论文被Cell接受了。这是给我们所年会的一个礼物,是一件大事。国内的工作在Cell上发表,在这二十五年还是第一次。蒋辉、郭炜、梁新华在吗?站起来!我们大家向他们祝贺(众鼓掌!)。
   大家可以看看这篇文章,三位同学努力工作是很明显的,饶毅老师的指导也很有功劳。但主要的成功还是实验工作的成功。在实验科学界常常有人说
“ideas are cheap, it’s the experiment that counts”。Ideas大家都有,
大家都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问题。谁把实验工作做成功、做完整,谁就有主要贡献。有人说这是我的想法,那是你的想法,要分清楚。事实上Idea在实验科学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再说科学研究是讲交流的,在交流的过程中ideas是free
floating,大家都有份,很难说这idea完全是你的,不是别人的,除非是非常非常新颖的想法。这篇Cell文章也不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我们也不要吹牛说这是重大突破。这只是在axon differentiation 过程中signal transduction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做得很清楚,面面俱到,结论无懈可击,这样就达到了Cell的标准。但不是说axon differentiation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常常说我们每个人手中做的实验,都可以达到这个标准,只要你能够把你的实验做得彻底、做得完整,就可以达到Cell标准。
   我看很多实验室的课题,包括我们自己的实验室,常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就被自己的数据信服,对自己得到的结果常常不够critical。一般的project,开始的时候总有一个基本现象,根据这个基本现象提出一个假说,然后就围绕这个假说做实验。但在做实验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些数据很合你的假说,有些数据不合,常有的做法就是把不合的数据放在一边,合得就相信了,认为自己的假说果然被证实。其实许多数据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自己却已被自己说服了。而且继续朝原来的方向做下去,有反证也不认真对待,到最后很可能走上歧途,因为你的假说可能有问题。所以重要的是任何假说只能作为working hypothesis,不要被自己的假说所局限,假如你的实验结果跟假说不合,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只是告诉你假说需要修正,以便进一步提一个更好的假说。那个新的假说应该能包括解释与原来预测不合的、有反证的结果。
   我想很多同学、老师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常常做实验求证自己的假说,得到的结果不合,就放弃了,不往下走,另外开一个头。这其实是不对的,有时是很可惜的。假如你得到的结果没有证实你的假说,你一定要分析是什么原因?假如你一次实验、两次、多次实验都得不到你想要的,你就要问,是因为你的实验技术不行,还是你的实验的方法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够重复、有正有负、有太多的 noise?假如是方法不行,这个方法在你那个系统内应该行,而你做不出来,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如果你放弃继续下去就是没有克服实验的关。假如别人在类似的系统,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有这样的结果,在你手中却不行,你就得继续做,不能放弃。反过来说,假如你能够证明你的实验技术方法没有问题,但是你的结果就是和你的假说不一样,那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这就表示说你原来的假说有问题。你原来的假说是在大家公认的思路, 公认的概念中引申出来的,假如实验证据跟你的假说不合的话,表示说现在公认的想法是不对的。你应该换一个新的想法才会能够包涵你现在的结果。这样常常就可以引导到更重要的发现。科学发展就是把现有的公认想法改变。你得到与你假说不合的反证其实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就是说你的假说有错误,大家想法都有错误,当然首先你要完全确信你的实验结果是可信的。
  我们常常强调我们要出好文章,其实出好文章不是目的,当然出好文章你马上就可以毕业,这是好事。但我们所里强调出好文章,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要把科学研究工作脚踏实地做彻底,做严谨,能够拿到真实可信的研究结果。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高水平的杂志。所以出高水平杂志的文章反映了我们的工作水平。这使我想到现在外面有些人在批评神经所,包括我们有些科学院的领导。他们认为神经所没怎么样,不过就是出几篇好文章,而基础科学文章对社会没有什么大意义等等。确实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对社会没有什么很直接的意义,我们没有办法治神经系统疾病。那我们的社会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基础研究?要强调出好文章?在整个科学界除非有重大的突破,出几篇文章可以说不起一丝波澜,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但是我们是一个起点,我们就是要强调脚踏实地、严谨、彻底地做科学研究,建立一个不浮夸的学风。现在我们科学界、社会上,盛行浮夸风。做出一点小成绩就是世界领先,有多大突破,对社会有多大意义。几十年社会运动遗留下来的浮夸风,在科学界里还仍然盛行。我们就是要做一个榜样,把不浮夸、脚踏实地、严谨地做科学的态度在中国神经科学界好好建立。这才是我们出好文章的意义。
   我们有没有社会良心?是不是只为了自己成名成家出好文章?我相信不是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做的工作,工作做得彻底从长远来说自然会有社会意义的,尤其是神经科学的工作很容易联系到神经系统疾病,退行性疾病等问题。时候到了,工作做严谨了,是credible,自己相信,别人也相信,在国际上大家相信,在这个时候就能做出与疾病相关的问题有突破的工作,才会有人take it seriously,才会真正达到有社会意义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不会树“一个大旗”,说我们要解决重大神经退行性疾病,要解决Alzheimer’s disease、Parkinson’s disease。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疾病没有兴趣,不愿意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时候未到。当我们建立了高水平的研究室,能够把科学问题解决得很清楚,这个时候我们自然会有能力解决与疾病有关的问题,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集中大家精力去解决一个重大疾病问题,才有成功的把握,现在还没有。
   我们有些科学家动不动就向国家要几亿的钱,举个大旗就要几亿,为他们自己的项目要国家投资大笔的经费,没有想想做这种研究到底是否真正能解决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在一些基本功夫还没有建立的实验室投入大量资金,这对社会是多大的浪费。我想提醒这些科学家,去看看我们社会现在的情况,看看农村的情况。我们现在有些农村还很穷,你买个大仪器放在实验室不能确实好好用,可以养活多少困苦的农民?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浮夸,谨慎地使用科研资金,好好做科学,是我们做科研人员的一个基本的社会良心。
   讲到这里,我还想讲一些心里话。我们这一代年轻的朋友们、同学老师们都非常关注自己的前途,大家不再喊口号了,很多人也不理社会上的一些事情。科学家生活在象牙塔里,对社会上的事情不关心,看到的就是上海、北京繁华的一面,生活是很不错的。心里想的、盘算的都是自己实验室、工作上的事情。我觉得科学家是社会的一分子,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对这个社会要有一些了解。平时我们离开上海到外面去,都是到一些旅游点去旅游,去陶冶心情。但事实上中国社会现在还有很多困难,还有很多不安定因素,有些农村还很穷。社会虽然是繁荣了,但有严重的两极分化,还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作为一个科学家,关在门里做你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吗?是否还要考虑一下你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如何表达出来?对这个社会将来的发展有什么贡献?也许这有点唱高调,有时候我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学发展有些阻力。但是几千年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就是社会良心、对社会的关心。到现代,“五四运动”以来要民主、要科学,这都是知识分子提出来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中国传统就是知识分子不是只顾自己,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这个传统在我们这一代是应该继承下去的。这里大部分同学都要离开这个所,很多都要出国,都是为自己前途奋斗。大家关心中国,关心国内社会,关心我们这个社会的延续,关心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积极地参与?参与的方式是什么?我希望大家能想想这些问题。我最敬佩的科学家,像过去的爱因斯坦、Niles Bohr,现在的 David Baltimore、Richard Lewontin、Steven J. Gould 都是有社会良心的科学家,不但自己工作做得好,他们对社会关心,对社会不正义的事情提出抗议。而且最重要的不光是批评,自己批评的事自己首先要做好。现在大家不满的事很多,批评的事很多,而对自己的要求却不够。我觉得从一个科学家社会良心上来讲,最简单的起点就是从你自己的工作做起。你自己的研究工作也好,你待人处世也好,能够做到脚踏实地,真实严谨的态度,然后你还要能够慢慢地影响别人、影响这个社会。假如我们的科学界大家都说,照着国情吧,国家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社会怎样做我们是管不了的,那我们就永远变不了,情况就会越来越坏。现在我经常会听到我们一些科学家说:“腐败现象在中国到处可见,上亿的钱很容易地就被浪费掉。现在政府愿意投资科学研究,这些经费是不拿白不拿。如果你不拿这些经费,同样会被别人浪费掉”,“与社会上可见的腐败相比,科学家用科研经费款待朋友、公费旅游等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即便从科研工作上讲,在神经所也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有些经费被轻易地浪费掉,只是因为我们在开始实验前没有好好的思考与计划,在定购仪器前没有认真考虑购买的必要性和该仪器的使用率。所以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应该从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开始,看我们是怎样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是怎样表现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们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良心,如果我们自己都腐化了,我们还能期望我们的社会不腐化吗?现在我们的社会真正需要的并不是
所谓的“圣人”、“烈士”,而是绝大多数人能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让我们从争做神经所的“好所民”开始,然后尽可能地去影响我们周围的同事、我们的朋友,在科学界、在这个社会成为好公民。
   有些人批评我到神经所做的事情,就是把美国那一套带回来,不合国情。
“不合国情、要安定团结”,这些说法是中国社会腐败现象、科学界虚假浮夸、
人事关系主导一切等等各种弊端的最好挡箭牌。我们科学界,甚至整个社会改革目前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这种要安定团结、要合国情、要讲人情的做事方式。这是我个人,也希望神经所同学老师们要坚决抵制的。我觉得我们所这五年来在科学研究上有一个好的开端,但我希望我们的意义不止在这里。我们要在神经科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做一个榜样。我们的工作,我们做科学的态度,都能做出一个好的榜样,将来对社会有更大的影响。今天我就大致讲到这里,开始我们所的报告(众鼓掌!)。

?

?

?蒲慕明教授写给他实验室学生的letter(转)
看完了,特别注意了“I mentioned that about 60 hr working time per week is what I consider the minimal time an average successful young scientist in these days has to put into the lab work..
衡量了一下自己,估计是属于那种” I will have to ask you to prepare to leave my lab”.
看来人是需要压力的。
蒲慕明教授写给他实验室学生的letter
Mu-ming Poo is head of the Division of Neurobiology, Department of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lifornia, USA. He is also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China.
To all lab members: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it has become clear to me that if there is no drastic change in the lab, Poo lab will soon cease to be a productive, first-rate lab that you chose to join in the first place. Lab progress reports over the past six months have clearly shown the lack of progress in most projects. One year ago, when we first moved to Berkeley, I expressed clearly to everyone my expectation from each one in the lab.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what I consider to be sufficient amount of time and effort in the lab work. I mentioned that about 60 hr working time per week is what I consider the minimal time an average successful young scientist in these days has to put into the lab work. There may be a few rare lucky fellows like Florian, who had two Nature papers in his sleeve already, can enjoy life for a while and still get a job offer from Harvard. no one else in the lab has Florian\'s luxury to play around.
Thus I am imposing strict rules in the lab from now on:
1. Every one works at least 50 hr a week in the lab (e.g., 8+ hr a day, six days a week). This is by far lower than what I am doing every day and throughout most of my career. You may be smarter or do not want to be as successful, but I am not asking you to match my time in the lab.
2. By working, I mean real bench work. This does not include surfing on the computer and sending and receiving e-mails for non-scientific matters unrelated to your work (you can do this after work in the lab or at home), and excessive chatting on nonscientific matters. No long lunch break except special occasions. I suggest that everyone puts in at least 6 hr concentrated bench work and 2+ hr reading and other research-related activity each day. Reading papers and books should be done mostly after work. More time can be spent on reading, literature search and writing during working hours when you are ready for writing a paper.
3. I must be informed in person by e-mail (even in my absence from the lab) when you are absent from the lab for a whole day or more. Inform me early your vacation plan. Taking more than 20 working days out of one year is the maximum to me. In fact, none of you are reporting any vacation and sick leave on your time sheet (against the university rule, although I have been signing the sheets), but you know roughly how many days you were not here. On the whole, I understand and accept the fact that you may not fulfill the above requirements all the time, due to health reasons, occasional personal business. But if you do not like to follow the rules because it is simply a matter of choice of life style, I respect your choice but suggest you start making plans immediately and leave the lab by the end of January 31. I will do my best to help you to locate a lab to transfer or to find a job.
If you do accept the conditions I describe above, I am happy to continue to provide my best support to your work, hopefully more than I have done in the past. I will review the progress of everyone in the lab by the end of June of 2002. I expect everyone to have made sufficient progress in the research so that a good paper is in sight (at least to the level of J. Neuroscience). If you cannot meet this goal at that time, I will have to ask you to prepare to leave my lab by the end of August.
Mu-ming

?

?
?

?

?

?


蒲慕明所长在神经所2003年所年会上的讲话
(2003年11月29日上午)
根据录音整理

今天非常高兴在新的讲堂看到神经所现在人数大增,比去年、前年都要多得多,我想再过一、二年楼上也要坐满了。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下自己的想法、一些感想。先谈一下我们神经所的“路标”(roadmap),就是我们所未来的前程。我想我们神经所的发展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起步期,我觉得今天是我们起步期的结束。头四年,我们建立了神经所,把应该有的设备和各种机制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们的起步期。下面六年是我们的成长期,我们从刚开始的七个组,我和吴老师的组、李老师、郭老师、张旭、何士刚、冯林音、周专,七个组,我们现在是十三个组,四年之内可以说是加倍了,再过六年,到神经所十年庆的时候,我们要有30个研究组,那这个礼堂一定是坐满了,这三十个组就是下面这六年我们要慢慢地建立。这成长期就是一个最”critical”的时期,大家都知道我们神经系统发展有一个”critical period”,就是成长期的 “activity” 是神经系统结构的形成最重要的因素。成长期是我们神经所发展最重要的时期。等下我将谈谈我们成长期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再下来十年,就是十一到二十年,应该是神经所的丰收期,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收获了,但这些收获现在不见得看得到的,可能要再过十年那个时候才能看到。这是我看到的神经所头二十年的roadmap,三个阶段。我们目标是什么?很简单,我们要在上海建立世界一流的神经科学研究机构。怎么样叫做“一流”?到怎样的地步我们才算达到世界一流的研究所?我想这可以分三个步骤 (three steps towards the excellence)。第一步就是我们不断要有高质量的文章出现,这是第一步,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组已经有很好的文章,这是第一步,这是visibility。大家看到我们是在科学各个领域里有贡献,这还不能算是世界一流的,还有第二步。这第二步就是我们有很多实验室建立了国际的声誉,就是国际上在你这个领域里提到有那些实验室是做得好的,人家马上就会想到神经所的这个实验室,这是国际声誉。这个国际声誉是怎么来的呢?文章要不断地在高质量杂志上发表,这还不够,还需要形成一个系统。而且成了系统后,还要有影响力,有impact, 我们的PI们要不断收到国际重要会议的邀请,去作大会报告,这是一个标准,这是国际上的承认,要达到这一步,不是几篇文章可以达到的,要建立一个有系统的贡献,才能达到这个目标。这是toward excellence的第二步。最后还有第三步,就是说我们神经所要有重大的科学发现,有突破,能开创新的领域,开创新的方向,有重大的贡献。这个贡献是可以达到世界领袖级的声誉,在世界上所有的一流机构中都有几个这样的领袖人物,没有领袖人物就不是世界的一流机构,所以这“三期”其实也是配合到我们的“三期”的roadmap,在起步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出高质量的文章,成长期建立我们的声誉,丰收期的时候我们要有重大发现。什么时候出现重大发现?也许明天就出现,那更好。但是我说的三期发展能够保证到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之内我们能够达到有重大发现的那个目标。怎样能达到我们的目标,在未来的成长期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不是招人才、不是争资源,是建立一个一流的科学文化。没有科学文化,不管有多少人才、多少钱都没用。我们不缺人才、不缺钱,我们缺的是一个文化。什么是科学文化?很简单,第一就是一个严谨的科学态度,怎样探索问题、怎样做研究?怎样对待你的实验数据?怎样对待你的假设?做实验不是只是出文章,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不能有任何偏见。Peter Medawar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对一个科学家来讲最困难的事是放弃他自己的假设(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for a scientist is to give up his own hypothesis)。做实验得到的结果和你的假说不一样时,你是怎么样对待?你是不是把不符合假说的实验数据放在一边,把符合你的假说的实验数据拿去发表?即使你现在可以发表高质量的文章,你并没有解决问题。时间到了,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就达不到解决问题的目标。这就是严谨的态度,与之相关的是第二点,就是科学交流的态度,今天的会议就是一个科学交流,你看到有问题就指出、批评。批评性的科学交流是我们国内最缺乏的,国内的会议、研讨会说好话的多。真正“批评性意见”,指出你的错误的很少。批评的交流态度有两点:一就是对别人工作的“批评态度”(critical attitude),你能够坦诚、不顾面子地指出他的错误、指出他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说,就是你对于批评意见的态度(attitude towards critiques),自己对人家对你的批评是什么态度,批评别人容易,接受别人批评难,这两方面缺一不可。现在很多journal club ,我们很多学生可以指出很多文章什么地方不对,很容易批评别人。但是别人批评你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接受?Referee’s 给你的评语,看的时候你是否仅仅说这是有敌意的,不懂我的工作。不懂你的工作是你写得不好,还是你的工作真有缺点,你有没有自己反省?拿到editor的拒绝的信, 第一个反应是泄气的、伤心的、愤怒的,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想到应该回实验室做更进一步的工作,冷静地想想看这些评语。科学家的成长,最重要的是如何对待别人的批评,大科学家对别人批评不会生气,反而高兴,因为他知道如何从别人的批评中如何进一步地提升自己。所以文章写出来、送出去,只是第一步。你要能够从第一步得到反馈意见,认真对待反馈意见,即使里面有些敌意,有些竞争,有些错误,但是大部分referee的报告是值得好好考虑地。借助别人对你的批评,好好地提升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假如这一关无法克服的话,永远没有办法提升自己。我想今天我们开这个会,从现在开始, critical exchange的重大障碍。所以我们不要讲面子,希望大家能够多多重视这点。批评性交流跟严谨态度其实是相关的。为了严谨所以要批评。

建立科学文化的第三点是创造一个有紧迫感的环境。世界上所有的一流的科学机构,你进去那里,会做出一流的工作,为什么?不是那边的资源多、仪器好,老师特别聪明,主要是一个紧迫感,所有一流的机构都有我叫做“必要的紧迫”(essential tension),这个名词是我从 Thomas Kuhn借来的。Thomas Kuhn讲科学发展的过程,每个时期的科学都有大家接受的统治一个领域的范例(paradigm)。到有各色各样证据与这范例不合,造成tension,使得这范例非改不可。tension大到范例破碎的程度,新的范例就出现了。这个科学发展的 “essential tension” 我借用来说科学机构、科学家的成长,“essential tension”使得你不断往上,不断地发挥你的创造力。各位到了一流的机构里,你就会发现,这些机构会给你各式各样的压力,老师对你的期望,同学之间的竞争,你与同行之间的竞争,你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压力,你想要发挥你自己的才能,要在这个领域做出一流的工作,变成一流的科学家。各种压力,内在、外在的,使得你在那个环境中做出有创造力的工作。我们很多人说,我们要有宽松的科学环境,做科学要宽松,大家可以随便思考,但是很多人对宽松环境的理解是不对的,宽松并不代表没有压力,没有紧迫感。现在的科学发展这么快、竞争这么强,过去的Cavendish Laboratory 的宽松环境,让Max Perutz二十年去解决一个蛋白的结构,那个世纪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在Berkeley、MIT, Princeton 的结构生物学实验室,只要有好的结晶体,”one protein a day”,这是他们的口号。一天就解决一个蛋白的结构。这就是现在发展的速率。有紧迫感,随时考虑怎样把工作完成,在这样情况下,创造力才会出来。宽松的环境,假如不能使你有创造力,这种宽松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努力造成有 “必要的紧迫”的环境,使得大家能够发挥最大的创造力。国外对中国科学家的勤奋、聪慧、基本训练都是有很高的评价,为什么很多人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成果,一出去到人家的研究机构里就变成最好的研究人员,为什么?这就是国内机构缺乏一个必要的紧迫感,没有这个,我们就达不到这个最高的、一流的研究所的目标。
我想以后我们谈的机会很多,我今天就想把roadmap很简单地为大家列出来。大家将一起工作共同渡过成长期。我个人最大的收获,每次回来我觉得自己是在成长、有些问题现在我还没有我们的同学懂得多,我所做的就是和我们的学生和研究组长一起对神经科学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大家在一起以严谨的态度去切磋,去解决重大问题。我自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在成长,在学习。跟大家一起为达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我现在看到的roadmap已不是十年了,是二十年的。二十年所庆的时候是我退休的时间,我希望在这之前,看到的不仅是我们同胞在球场上、运动场上得冠军,尤其是女同胞在世界小姐、模特大赛上得冠军,我希望看到我们的科学家也能得到几个冠军!

好,我今天讲到这里(众鼓掌)!


生物物理研究的个人心路历程-与蒲慕明的访谈纪录

吴文桂
国立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E-mail: wgwu@life.nthu.edu.tw
1993年,我到美国维吉尼亚大学,针对离子信道,进行为期一年的进修研究,深深感受到神经科学进展的快速。鉴于当时国内相关领域仍在起步阶段,神经科学的研究,即使在大力推展生物医学的中央研究院内,似乎仍采取相当古典的态度,因此很想邀请几位在国际已享盛名,但当时在国内却仍默默无名的少壮派学者,如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蒲慕明及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詹裕农、叶公杼夫妇,抽空返国,一方面介绍神经科学的最新发展,另方面也让更多的国内学生注意到真正有前瞻及国际观的科学家,不要仅从报章杂志阅读过度渲染的不成熟研究成果,而对科学有不正确的了解。虽然,我的想法,因为各种因素并没有很成功,但是努力与这些科学家接触的结果,倒使我更加地佩服他们解决重要生物问题的科学态度。如今不到十年的光阴,这几位我心目中,由物理踏入生物领域相当成功的科学家,已顺利地先后受到肯定,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只是基于默默工作的个性,他们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看法,以致不仅报章杂志很少报导,就连国内学界也没有多加注意,这对于年轻学子,尤其是物理系的学生,实在是个相当大的损失。两年前,我一时兴起,曾经录下与他们针对研究的心路历程的一些访谈,讨论的内容相当广泛,我想对生物物理有兴趣的同学,如能有所接触,应能获益。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研究所毕业生,王心莹同学的协助整理后,底下就部分内容披露给双月刊的读者,分享他们智能的结晶。

知道蒲慕明这个人,是我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念书(1973~1976)的事,但是真正认识,并且彼此开始有所互动,则是1993年我到美国维吉尼亚大学针对蛇毒细胞膜离子信道作用,进行为期一年研究的时候。
??? 蒲慕明,1947年生。在清华大学[台湾的那个]读书期间,曾在李怡严老师的鼓舞下,翻译G. Gamow「汤普金梦游记-近代物理探奇」交由徐氏基金会出版。这本书,一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仍出版,而且几乎每个书店都可在书架上找到。有趣的是,慕明告诉我,他曾数度希望于再版时,针对所发现的错误,加以订正,但是出版商似乎不感兴趣。不仅如此,1999年,剑桥出版社邀请R.Stannard,将这本Gamow的名著,补写近代物理的最新进展,全新出版,我想这是个最佳时机,一方面进行错误更正,另方面也可让中文读者能够有机会阅读此书的新版。在设法与出版社联络的结果,才知道徐氏基金会亦拥有1999年新版的中文翻译出版权,但是,事隔三年,我们在书架上看到的,却是标明由1970年代,清华大学物理系「学士」蒲慕明所译,1993年仍再版,并且「版权所有,不许翻印」的新书。国内出版社的现况,可见一般。
??? 我们现在知道,这位1970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的学士,现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生物系的讲座教授,并兼任中国上海的神经科学研究所主任。1974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后,曾经先后任教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耶鲁,哥伦比亚以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他的研究专长为生物物理与神经生物学,底下,就是慕明与我在2000年针对研究的心路历程,生命科学的哲学理念,如何推动科学研究,科学教育,以及对台湾科学发展的观察与建言。

(一)科学研究的心路历程
吴:请你聊聊你自己的研究工作。早期你研究细胞膜上脂质及蛋白质的扩散与流动性质,是第一个成功做出细胞膜光漂白(photo-bleaching)实验的人,由于蛋白质在二度空间细胞膜的运动性质,首度因你的实验得以定量,并且可用类似布朗运动的热统计原理来分析蛋白质的分子性质,在当时是生命科学的一大突破,因此,现在许多教科书都会提到这个实验。完成那个研究之后,你转向神经生物学领域,是不是可以请你介绍后来几个重大的研究方向,以及你如何思考其它更深刻的问题?
蒲:我本来学物理,这个背景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让我在观察生物系统时,跟一般学生物的人有不一样的思考角度。除了实验技术之外,由于我的数学、物理背景比较好,刚好研究膜上分子的扩散方式要用到一点数学,我可以处理得比较好,所以刚开始便选择做「分子扩散」这个题目。那时候我对生物学的了解非常少,不过很有兴趣,在做膜的扩散实验时,看到表面的物理现象,就很想了解背后所隐藏的生物意义,想知道膜分子的扩散到底有什么样的生物功能,后来便往生物方面发展了。我本来只在单一细胞上做实验,后来慢慢开始做细胞与细胞间的交互作用研究,进展到多细胞层次,实验系统越来越复杂。举例来说,我研究突触(synapse)形成的机制,这是一个讨论多细胞之间交互作用的问题,也等于是研究复杂的神经网络到底如何形成。从研究脉络来看,我从细胞层次研究得到基础现象的描述,而为了研究这现象在生物体中到底有何意义,因此转而以多细胞系统为研究对象,最后希望能用来解释神经线路到底如何形成。现在看来,我的研究历程似乎有脉络可循,但事实上我在选择研究途径时,大多是靠着「机遇」。好几次转做另一个领域研究,基本上肇因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隔壁实验室做的题目吸引我的注意、对我有所引导等等。每个人走的道路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一条路必定比较好。生涯常常是不能规划的,最多只能想象大概的方向,很难事先作详细的计划。尤其是科学研究这条路,我觉得很大程度是靠机遇,看看当时你的手上有着什么样的工具。你必须仔细观察四周环境,判断哪些问题是你可以着手解决的,而解决后常会引出下一步的问题。不过,虽然说过去的经验和环境很重要,但是我不否认个人因素也有很重要的主导力量,这是指自己是不是有很强烈的内在动机,每个会成功的人,一定要有内在想成功的动力。我个人认为,成功的内在因素,是不断要求自己做出更好的成果。我的一些博士班同学,其实能力不见得比我差,但是后来发展有很大的差别,主要原因在于我有很强的成功动机,而且我相信我比大多数人还努力,促使我做了很多别人不会做的事。另外,在选择生涯道路时,个性也是重要因素,这是从小养成的。在科学领域中,要成功一定要「胆大」,
需要冒险犯难的精神。要做具有创新性的事情,必须尝试许多途径,由于很多途径的失败机率很高,这时就需要冒险精神,勇于选择值得尝试的途径,而不是只选择安全的实验来做。我选的路跟别人不一样,期间所历经的中间阶段,反映出从小个性养成的过程等各种因素,造成我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做特殊的选择。
吴:你现在研究的题目:用人为方式控制神经细胞生长锥(growth cone)的生长,进而研究生长锥的生长模式,相当有意思。或许正可和你前面提到的「经验与环境」以及「机遇」在研究方向所扮演的角色,相互呼应。例如,当细胞处于不同的生长阶段,或是在细胞内有不同的生化状态,生长锥会对同样的讯号有不同的反应。似乎人和细胞对其未来的走向,会因内在状态而选择截然相反的方向。
蒲:是的,生长锥生长发育过程会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使胞内状态有随机的变化,例如cyclic AMP浓度不同,会造成生长锥对某一引导性分子(guidance factor)产生不同的反应。
吴:你对中国大陆、或可说华人的生命科学及生物物理研究领域作过很大的努力,也花费不少时间参与,是否也可谈谈你参与台湾科学活动的心路历程,以及参与的过程。
蒲:我最早由清华物理系毕业,对清华很有感情。拿到博士学位后,本来想申请回到那时清华刚成立的分子生物研究所,但因故没有回来。后来有机会参与吴春放教授带领的一个研讨会(workshop),当时是1985年膜箝制(patch clamp)技术刚被开发出来,逐渐受到广泛应用,我和吴春放觉得,也许可以办一个讨论「细胞神经生物学」的研讨会,把一些最新最好的技术带回台湾。研讨会的内容包括电学方面的知识,以及实验技术的课程与研习。生医所刚成立时,吴成文和罗浩在纽约的一家餐厅,邀集一群在海外从事神经科学相关研究的科学家,希望大家能回台湾,帮忙生医所发展神经科学研究计划,那时我也参加讨论。大家本来希望能像细胞生物学一样,建立一个像接力赛般的研究计划,当时参与讨论的很多人,后来陆陆续续回到生医所。我回生医所则大多是发表演讲或参加会议。1994年寒假我曾经在清华开了一门神经生物学的小讲座(mini course)。

(二)对生物学研究科学基础的看法
吴:过去你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关于膜的研究。细胞膜是决定细胞成为生物最基本功能单位的必要结构,细胞借着外膜,与外界作用。但如果只有膜没有基因却也不能复制,因此两者在细胞的生老病死上,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只是,现在社会上提到生物学,几乎只讨论基因层次的问题。请问在这个背景下,如果基因体的研究已经完全解决,那么下一个问题会是什么?
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生物学可以说是「基因决定论」(genetic determinism)的天下,由于在过去几十年里,分子生物学研究获致很大的成功,因而造成这种现象。「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的完成,更加强了产生「基因中心观点」(Gene-centric view),这种观点认为只要将基因图谱解读出来,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似乎细胞所有的功能全都记载在基因上。
举例来说,大部分人认为,生命发育的步骤完全记载在基因上,但事实上,从基因表现开始,直到发育成一大堆器官的组合,不只靠基因来指挥所有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一定受到许多外来因素影响。而外来因素不只是被动作用,它们会在许多情况下扮演积极介入的角色,甚至可能同时有许多外来因素影响,这些多重因素彼此交互作用,产生最后的发育结果。生命这么复杂,绝对不只「基因组」这个单一的中央程序操控机制。大脑的发育是个很好的例子,大脑是由100亿个神经细胞所组成的网络系统,细胞之间的联结网络是天文数字,讯息数量远超过基因所能承载的程度。而且,神经细胞之间连结的专一性非常高,各式各样的连结方式代表了各种讯息意义,而且连结方式大多数是三度空间构造,复杂的程度显然不可能只记载在一度空间的基因组里。研究基因记载的讯息,顶多只能知道细胞间有哪几类连结方式、哪几类细胞之间可以形成连结等,而发育过程中包含更多的环境因素,特定环境影响下造成某些特定细胞群的电活动,对特定的神经细胞网络形成有关键性的作用。人的大脑包含了太多的讯息在内,比黑猩猩的大脑不知复杂多少倍,然而人和黑猩猩基因序列的差别小于百分之二,显然大脑的发育绝不只是靠基因讯息来决定。我认为基因载录的讯息很可能只影响发育时间的长短,只要在控制发育时间的基因部份,使人类出生后的发育成熟时间拉长,各种复杂构造就有足够的时间发展,可以比黑猩猩精密许多。拿人和黑猩猩的婴儿来比较,出生时差别不是很大,但到了一岁,黑猩猩就已经大致发育成熟了,人类小孩则还要很长的时间缓慢成长,便有很多机会接受环境外来讯息的影响,慢慢塑造出精细的构造与功能。脑是最复杂的系统,必定接受许多外来讯息、不断重塑及调整各种构造,光靠基因绝对没办法构成这么复杂的结构。
吴:简而言之,基因仅决定生物分子作用的形态,原则,及发育的时段,但是要形成生物体的复杂结构,则有赖外来因素的积极与消极的介入。最近,一些生物学家,想探讨到底生物体所需最少的基因,到底有多少,就如物理学家追问,到底需要有多少基本粒子就可以建构我们的物理世界,我想他们思考的基础都是基于强调过度的化约主义(Strong Reductionism),同时也相信只要找到生物的基本组件,就可以了解生命的错误观念的影响。又加上很多人喜欢讨论哪些基因是好的、哪些又是不好的,事实上基因没有好坏,不同的外在环境,而使其有不同的表现。也就是说,基因所载录的讯息可能只与「表现过程」的控制有关,并未载录详细信息,而信息的来源便是外在环境!这就是「膜」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因为膜是沟通细胞内外讯息的媒介,或可说是外来讯息的收集站。
蒲:我想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例如一个神经网络要形成时,两个细胞彼此间要形成突触才能传递讯息,但是在哪里形成则完全是随机发生,细胞间轴突藉树突生长时,作随机的接触,接触点便成为「突触点」(synaptic site)。接下来,讯息往细胞质传递,细胞质里的物质便架构出三度空间的特定构造与特定分布。再接下来,细胞构造重组的行动更进入细胞核中,引发某种基因的表现,如此一来,突触点便算是定义完全了。此处所指的「定义」,并不是基因告诉细胞要如何或在哪里形成突触,相反的,是外来讯息告诉基因要把表现出来的蛋白质送到哪里去使用。在这里,细胞膜所扮演的角色才是最重要的关键所在,膜接受了外来讯息,之后与基因再产生交互作用,扮演了「中间者」(medi
ator)的角色,显示出膜和基因间的交互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吴:膜和细胞核之间如何通讯,以及外面环境如何与膜沟通讯息,将是未来最重要的研究方向。因此,从膜的观点来看生物研究这个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
蒲:从更大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从细胞层次放大到生物体层次,环境是如何与生物体间进行交互作用呢?未来更应从这种「交互作用」的观点来讨论生物、有机体的作用机制,并非所有生物现象都像写程序一样准确地规定好了。

(三)对生物科技发展的看法
吴:科学对社会透过「科技」,产生了经济层面的影响。例如张忠谋早期原本是一位科学家,现在转而从事科技产业,这些科技产业深深影响台湾的股市,也改变了人们对经济的评估与看法,甚至牵涉到财产重新分配。关于科技所造成的影响,我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在国会中,预算审查委员要求科学家不要谈论很久以后才会有结果的问题,眼前的问题要先解决。这种争论是很难解决的。科学研究和科技发展到底要如何平衡?
蒲:的确,科学有其实际应用的一面。一般人看待科学并不是从文化层面来看,而是着眼于经济面,关于这点,其实全世界皆然。例如谈到科技,以前是船坚炮利,现在则是计算器、网络等,多着重在应用层面。现在这个信息时代里,如果要讨论如何在科学与科技间两相平衡,就生物科学来说,其实并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如果谈到理论物理、天文物理等完全基础科学研究的领域,的确
没办法非常直接影响到实际经济、应用层面,因为像这样的领域,其研究动力仅来自于追求真理的决心与好奇心。但是在生物领域,很多科学发现很快就有直接应用的机会,因此生物科学和生物科技间的界限渐趋模糊,两者间并无太大差别。近年来,生物科学来自经济层面的研究驱动力越来越大,很多学生选择修读生物科学的动机,并不纯粹源自于对生物的兴趣,而是看准生物科学的应用层面。
吴:你提出一个很好的关键问题,也是事实所在:生物学的基础研究的确可以直接导致应用,甚至可以直接应用在人体上。这应该是生物科学在二十一世纪被视为重要科学发展的原因。特别是近五十年来,人们的平均寿命增长,人类非常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蒲:没错,举例来说,像是环境、生物圈等问题便直接与生物学有关。另外,所有基础的发生学、基因表现、分子遗传等领域的研究,透过分子生物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举例来说,现在知道癌症关键问题在于基因遗传层面,例如致癌基因(oncogene)的发现,便属于基础生物学研究,加上细胞分化及成长的细节仍然不清楚,因此癌症也还没办法完全解决,一些应用上的瓶颈仍有待基础研究上过关。
吴:其实在讨论生物科技时,政策决定者应该要更了解,基础研究对生物科技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直接影响,所占的成份远比其它领域高得多。
蒲:就生物学来说,基础研究和应用没有太大的差别,不应分开来详细评断,如果基础研究不好,就会形成应用研究发展的瓶颈,这是生物领域很大的「特性」,也许在其它基础研究没有如此明显。

?

四)介绍伍兹霍尔(Woods Hole)研讨会,讨论研讨会在推动科学研究上扮演的角色
吴:你曾经在清华开了一个神经生物学小讲座(mini course),该课对学生的影响非常大,我听当时的生科院院长黄秉干说,那时几乎所有来听讲的大学生都说以后想进入神经生物领域!但是可惜国内的行政作业有些问题,由于行政人员的变动,使得科学研究推动产生断层,效果不太好。你在美国也参与了很多类似的科学研究推动工作,有什么样的感想?
蒲:同样的人、同样的事情必须持续一直做下去,这样才会有意义,例如可以每年举办各种主题的研讨会。举例来说,在美国,各种生物学科的讲习班,在伍兹霍尔举办的(Summer Courses, Marine Biological Laboratory, MBL),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也有许多类似的课程。冷泉港曾是推动美国分子生物研究的重镇,对科学研究有很大贡献。同样的,很多当今极为杰出的神经生物科学家,都出身于伍兹霍尔的训练课程。
吴:我与黄敬先教授闲聊时,他也提到,每次参加Golden Conference之后都会引发许多灵感,甚至可以写出一篇论文,接受这样的刺激很重要。可否请您简单介绍伍兹霍尔?在国内要推动这样的研讨会十分困难,希望能有一些经验可资参考。
蒲:在伍兹霍尔,最重要的是参加人员之间的交流。到这里主要的目的不是工作,当然也有人在这儿租下实验室,搬一些仪器去做实验,但是大多数人其实没有做出什么重要的成果,多半时间反而是和周围其它人聊天、讨论,这才是最大的收获。夏天去MBL有两种人,一种是整个夏天都待在这儿,租间房子做实验或读书;另一种人则是到这里开各式各样的会议,每年都有很多会议在此召开。另外,伍兹霍尔为学生设有十几个夏季课程,课程长短不一,有的3到6周,有的包含实验课程,时间长达两个月到两个半月,老师们则是到此上短期的课,每个老师约上一到二周。这里学生收得很少,筛选非常严格,每个课程不到20个学生,也因此老师和学生都打成一片。通常上午为课堂讲座,下午和晚上做实验,一周上课7天,很多学生常常做实验做到半夜,实在很辛苦,一直到这几年才改成星期天周休一天。大家非常认真,也因此伍兹霍尔气氛总是非常热络,人来来往往,有演讲、课程等,走到哪里都会碰到同行,甚至同时
间聚集了10多位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
吴:学生做实验的内容是什么?是学新的技术吗?实验设备要如何设置?
蒲:以我曾参与的一门〝神经系统与行为〞(Neural Systems and Behavior)的课为例,实验是包含在课程里的,例如20个学生分成4个组,课程共两个月,实验课包含四个部份。前二部份是所有学生都参加,包括一些基本实验技术。后二部份是由学生依兴趣分组,可以选择分子生物或生理学等方面内容,试着做一个小的计划,算是加强训练。其实伍兹霍尔只有一些常用、基本的简单设备,像是计算机、显微镜之类,其它特殊的实验器材,例如膜箝制技术操作设备,就请厂商提供。通常学生学了这样的实验技术,如果很有需要,回到学校就会请老师买仪器,这样等于是累积主要客户,所以厂商都很愿意提供设备。不过,由于老师上课必须跟学生有很多互动,要花许多时间,也很辛苦,所以教了4年就觉得做不下去了。
吴:虽然你说很辛苦,但还是有很多科学家喜欢到伍兹霍尔去,这研讨会是如何维持动力?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蒲:去教课的人所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可以发掘优秀的人才,这里收的学生都是很好的学生,有些是研究生、有些是博士后研究员,如果在这里合作顺利,课程结束后,很多人就到授课老师的研究室做博士后研究。另外,有些人喜欢到这里的教课,还可以带家人到这里过暑假,这点很吸引人。不过如果要在这里租实验室,费用是很高的,有些人则会事先把到伍兹霍尔所需的费用列在实验补助计划中。伍兹霍尔还有另外一个吸引人的地方,距离这里10分钟路程就有一个海滩,叫做Stony Beach,做实验做累了可以到海滩上散步。海滩上有许多科学家在聊天,光是在这里上听「科学家们的对话」,就可以得到许多科学上的收获。有一本书叫做《伍兹霍尔清唱剧:科学与社会对话的杂记》(The Woods Hole Cantata : Essays on Science and Society),由Gerald Weissmann所写,便是写伍兹霍尔的人事物、发展过程,最早是刊登在「医院实务」(Hospital Practice)杂志上,后来集结成书。
吴:我很希望国内未来能介绍一些著名的研究机构,例如「霍华休斯医学研究中心」(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如何运作等,可当为台湾的借镜。所以可否请你多谈谈伍兹霍尔的发展、源起与特色?
蒲:伍兹霍尔已经成立100多年了,有一本他们自己发行的小册子《100 Years Exploring Life, 1888-1988》,就是叙述伍兹霍尔第一个100年的历史。加上刚刚提的那本书,都是讲述伍兹霍尔如何成为美国生物学的研究重镇。伍兹霍尔是美国胚胎学(Embryology)的诞生地,19世纪末几位胚胎学大师,例如Loeb、Lily等人,都在这里完成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建立科学上的声誉。这里也是许多神经生物学家的诞生之地,他们都是神经生物学讲习班的学生,这个讲习班是哈佛大学库夫勒(Stephen W. Kuffler)所开创。分子生物学重镇冷泉港也大约创立100年,两者相当类似。
吴:顺便提一件事,我曾经到拉荷雅(La Jolla,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所在地)一年,你那时好象捐了一些钱,成立了库夫勒讲座。能否谈谈这个讲座的性质,成果如何,未来有什么计划?
蒲:设这个讲座主要的目的,是想把大师带到校园里给一系列的演讲,主要是希望能反应出他在科学生涯中的心路历程,如何做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我设立这个讲座是因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给我一个endowed chair (讲座教授)有些经费,我希望能够回馈给学校,有助于UCSD的科学发展。
讲座中邀请大师进行一周的活动,其中包括与学校老师的交流,并安排分别与学生和博士后研究员共进午餐,这样安排是因为,学生和博士后研究员很少有机会跟诺贝尔奖级的大师面对面,通常时间都被老师们占据了,而难得请到这么著名的大人物来,学生会希望能够亲炙大师风采。另外安排了晚宴,邀请全校神经科学领域的老师们一同参加。活动每年都办,到现在已经办了三次,今年邀请Sydney Brenner来,前两次则分别为Hubel 和 Crcik,都非常受欢迎,所有活动都大爆满。听讲人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听大师年轻时对问题的思考。Brenner主要讲他年轻时的工作与思考,例如当年他为何选择线虫(C elegans)作为研究系统等,并且站在比较大的视野与角度来看整个领域的发展。一般科学性演讲通常讲比较实际的内容,而这个讲座则着眼整个研究发展的历史,这种演讲对年轻人是很重要的启发。

(五)对科学、科学教育的看法,以及科学在社会中所代表的意义

吴:在台湾,科学教育实在很失败,大家谈科学只谈论研究的结果,也就是最末端的「事实」部分,而且视为理所当然;然而你认为科学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重视「态度」与重视「科学研究的结果」,基本上是两个相反的方向。举例来说,台湾常有些所谓的「大师」,喜欢开记者会宣称找到治癌药物,这样的态度是可议的。
蒲:所谓的「科学态度」是指「为了真理必须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是科学最重要的态度和精神,也是现代社会里一种重要的态度。一个好的科学家,他所拥有的科学精神也会反映在为人处事的态度上,以及对社会事务的判断,也就是可以反映在他的社会行为上。例如说,我相信李远哲在总统大选上所作的决定,我可以信赖他的判断,因为我知道他真的是一个好的科学家,当然我对他个人有一些认识,可以帮助我作判断,但基本上我认为,他身为一个好的科学家,在关键时刻做那样的事,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可以相信他对这件事的判断。
吴:我想提出一个较哲学的问题,这也是我回台湾多年来的一些感觉。你刚刚提到,「打破砂锅问到底」是重要的科学态度之一,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保持「随时怀疑」的态度。但在中国和台湾,政治局势等于向民众明白表示,□□□进程必须要慢慢来,甚至灌输民众「东方的□□□比西方好」这样的观念,这是否使得人们对事情的判断形成一种根本上的盲目,包括对科学的判断在内,例如中医、西医等知识全部混在一起;而这似乎也是社会上普遍的现象。
蒲: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事实并非一成不变的,真正重要的是,必须具备判断的能力。例如所谓的特异功能,一位好的科学家,在掌握真正的证据前,不应该对这种不明确的议题随便发表言论。又例如刚刚提到的癌症研究,任意宣称找到致癌药物,表示这样的人不是好的科学家,或表示他在「科学」与「社会行为」上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层面。
吴:这样的人是否可称为「科学领域里的政治家」(Scientific politician)?
蒲:这种人是「两面派」,不是好的科学家。科学家也许会遇到很多必须解决的困难,此时他会追根究底,便可能跟社会的现实面有所冲突,而这时他所采取的态度,便是评断他是否为「好的科学家」的重要指针。
吴:因此你认为,科学家对社会最大的影响在于他的「社会人的态度」,是否如此?
蒲:科学是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对文化进展有非常大的贡献,拥有「科学」这个元素较多或较少的社会,发展情形必然有所差别。
吴:回到教育问题的讨论。在教育一个学生的过程中,养成学生的成功动机显然是很重要的,在企业界,这种动机应该称为企图心。那么要如何激发他们的动机呢?在科学领域要如何做?或是说,学生是否在某些阶段会比较有动力?而以老师的角度来看,应该要设法选一些动机较强的学生,教育成功的机率比较高,还是广纳学生再设法引发他们的动机?
蒲:恐怕两者情形都有。做老师最棒的地方,就是可以发挥影响力。在科学教育里,中学老师的影响力应该是最大的,那时学生刚开始接触真正的科学,应该好好研究如何激起学生的兴趣。学习动力的来源常是自信心,如果你很有信心、相信自己的做法会有结果,这样才容易成功,不会老觉得自己的想法是错的。身为老师,最大的功能不是为学生引导方向、不是给予信息、不是传道、不是授业,也许有部分是解惑,但最重要的应该是「努力增长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建立学习的自信心,并建立追求知识的主动性。我们所受的教育,老是教我们要念这个念那个,太多的指导只会打击学生的自信心,虽然花了很多功夫,却没有真正的效果。库夫勒的特点便是如此,他善于激发学生的能力是很有名的。他常上课时如果有学生提出意见,他一开始总是先称赞:「这真是个很棒的想法!」每个学生的意见都是「很棒的想法」,学生听了当然很高兴,上课气氛就会很热络。当然,他还是会告诉学生,并不是每个好的想法都是可行的,并且会针对不同的问题给予不同的意见。基本上,教学生的重点是要先鼓励再批评,但是台湾老师听到学生问题大多不会马上赞美;现在社会风气比较开明,状况也许好一些。我的研究生刚进我的实验室,问我要看什么书、如何准备进入科学生涯,基本上我要他们念念关于科学史方面的书,多了解过去科学史上的一些重大成就,例如卢瑞亚(Salvador Luria)的书(《吃角子老虎与破试管:一个科学家的理性与感性》(A Slot Machine, a Broken Test Tube)或《记忆大师的心灵》(The Mind of a Mnemonist: A Little Book about a Vast Memory)、华生(J. Watson)的《双螺旋─DNA结构发现者的青春告白》(The Double Helix)或克里克(Crick)《狂热的追求》(What Mad Pursuit)这类好的科学传记。这类书籍已出版相当多的数量,阅读这些书可以了解真正的大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吴:你提到的这几本书,台湾也都有译本。阅读这方面的书,才能知道整个科学发展洪流的方向,也才能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不至于只是钻进自己实验室的小技术、小领域中。我也希望我的学生读这些书,但我只是放在我的实验室里,由学生自行取阅,没有指定学生阅读。
蒲:读这些书比读论文或教科书更重要。另外还有一本很好的书,《Advice to a Young Scientist》,由诺贝尔奖得主Peter Brian Medawar所写,这本书文字比较深奥,主要是对年轻科学家的忠告。我在十多年前翻译了一章,并把书交给中国的科学出版社,似乎没有出版。
吴:然而对台湾学生来说,这些书毕竟都是外国人写的,要如何让台湾学生意识到自己的位置、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也是世界主流中的一群呢?这牵涉到科学是否有国界的问题,以及科学与社会间的关系等,上次你回来时也特别强调科学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否可以请你谈谈这方面的问题?你的参与又是如何?
蒲:现代科学发展是进步社会的要素。科学基本上是一种「态度」,即如何看问题的态度;整个社会对科学的了解程度,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准,与文化、艺术的地位是一样的。基本的科学训练,能够培养一个人思考问题、判断是非的能力。
吴:你提到库夫勒,让我想到詹裕农,他并不很喜欢哈佛的环境,觉得那儿的人作风太强势,他们在哈佛做博士后研究时,在库夫勒底下工作,并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东西,加上库夫勒本身的研究能力并不是很强,导致哈佛的声誉有点下降。
蒲:虽然如此,库夫勒很知道如何抓到问题的重点,我觉得叶公杼和詹裕农还是从他身上学到这方面的经验。他们两人在加州理工受到戴尔布鲁克(Max Delbruck,一作Delbrük,1969年诺贝尔生医奖得主)影响很大,戴尔布鲁克的确有很崇高的地位,但是他发表的论文很少,早期与卢瑞亚(Salvador E. Luria)合作有过重要成果,后来几十年的工作都没有重要的发现。戴尔布鲁克的贡献在于他对整个分子生物领域的推动,尤其集中以简单生物体(phage)为模型来解决分子遗传学得基本问题。他的特长是总是能够准确判断问题核心所在,知道重点在哪里,而且对于问题的判断有很高的标准。叶公杼和詹裕农在学生时代就表现出一流的能力,经过班瑟(Seymour Benzer)、戴尔布鲁克和库夫勒的训练后,浸润在大师们的环境下,自然培养出判断重要问题的能力。除了要有判断重要问题的能力,大科学家还有能判断最佳解决问题的途径。实验室的设备、建筑结构都很不好,但可以训练出能够判断重要问题的科学家。其实大家都知道最需要马上解决的大问题是哪些,譬如脑中神经系统主要的结构与性质、如何研究神经细胞间,大家都知道大问题是什么,然而优秀的科学家要能够判断何时何处可突破这些,科学是「解决问题的艺术」,能够掌握这门艺术,才能达成最后的目标、解决大问题的目标。

六)对台湾科学发展的观察与建言
吴: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似乎与好的研讨会有很大的关系。显然负责推动的领导人必须具备科学上的领导魅力,这会是相当重要的关键,好的领导者能够唤起领域内的讨论风气。我也尝试在台湾推动生物物理领域的讨论气氛,希望能透过比较轻松的方式,但是在东方文化的背景下,要推动实在很困难。
蒲:不光是台湾,在中国也是这样,主要因为长年战乱,没有建立科学传统。而以日本为例,明治维新后,社会状况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安定,这有利于科学发展。日本有一些留学德国的留学生,回到日本之后,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成立许多研究小组,后来一代传一代,建立了科学研究的环境和传统;当然最初的几代是没有大师的,要慢慢发展,建立传统很重要。日本出现的第一个大师是汤川秀树,到了他那个时代,日本已建立了相当好的科学研究环境,已经能够孕育出像他这样非常杰出的科学家。
吴:显然好的内部结构非常重要。台湾的学术制度很有趣,日治时代为日本系统,当时传承了几个世代,但是民国38年战后则全部改为美式,特色是每个实验室独立运作,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深入来看,传承全都不见了。在美国,学术界的竞争虽然很激烈,淘汰得很厉害,但是每个领域总有大师级人物,多多少少可稳住领域里的规范与传承,使各个独立实验室的发展不致散乱。而在台湾,由于没有大师级人物,各实验室间显然难以统合。这是我的看法。
蒲:其实如果内部结构能保持活动力,并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就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变化而中断发展。例如台大药理学科李镇源的蛇毒研究小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个小组里有大师院士建立的有传统,有好的学生,产生像张传炯这样优秀的科学家,便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好例子。我今年在上海接受文汇报记者的访问,记者提到,目前中国人拿诺贝尔奖都是在海外作研究的科学家,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中国人要何时才能拿诺贝尔奖。我觉得,重点是要能够建立传统,并要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没有这样好的环境,即使拥有科学天才,也不能在自己的环境里生根、发芽,人才只好都跑到国外去了,所以先建立起好的环境很重要。科学研究一个世代大约10到20年,大概要累积几个世代后,累积个几十年后,才会有好的传统。不过当然不只是靠内部自己累积、培养,也要从国外延揽好的人才,产生新的刺激,逐渐形成一些领导者,再培养出下一代人才。举例来说,哈佛大学神经生物系的库夫勒就做到传承,他自己虽然没有拿到诺贝尔奖,但创造出非常好的研究环境和风气,使得他创办的系里研究的Hubel和Wiesel拿到诺贝尔生理医学奖。Hubel与Wiesel事实上是延续了库夫勒在视觉系统研究上的传统,并且发扬光大。

?

?蒲慕明在《自然》中文增刊上撰文呼吁:慎言“大科学”

在《自然》杂志中文版特别增刊《中国之声Ⅱ》上,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蒲慕明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探讨了“大科学”和“小科学”的利弊。
???? 他说,现在西方和东方都在刮“大科学”之风,大量的研究经费投入到了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计划上。中国的“大科学”方式正好符合了中国一向以“由上而下”方式进行科研规划和运行的习惯,部分决策者也认为“大科学”代表着未来科学发展的趋势,不少科学家都在忙着撰写经费达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大项目申请书”。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强调“大科学”?这个问题在目前的中国尤其重要,因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当中。?????

?????????????? “大科学”的功与过
???? 蒲慕明将“大科学”定义为由少数政治或科学领导人物,以“由上而下”方式组织起来、需要大量科研经费、包含众多实验室和科研人员的计划。“小科学”则是由个别科学家发起,只有一个或几个实验室参加,并经过有竞争的同行评审的项目。在中国,“大科学”的运作类似于“计划经济”,而“小科学”更像“市场经济”。???

????“抗癌战争”和“人类基因组计划”是历史上著名的“大科学”项目。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抗癌战争”的大计划,宣称要在1976年战胜癌症,但在30多年后的今天,癌症仍然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顽疾。与“抗癌战争”相比,人类基因组计划则是极为成功的例子,因为基因组计划是以技术为主,它对科学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大量的有助于许多实验室进行科研的新信息,而不是直接解决了科学问题。??

????蒲慕明认为,一个成功的大科学计划应具备以下特征:首先,它有一个非常明确而且肯定可以完成的目标;第二,它是由科学家自发组织并得到该领域科学家的普遍支持;第三,启动项目的时机已经成熟。一个值得政府支持的大科学项目不但要符合政府政策的需求,还应通过科学家们的组织与评估。 ??????????

?????????????? “小科学”的重要性
?????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使许多科学家和政府官员认为,未来生命科学的进展将主要依靠对生物问题的大规模攻关,甚至还认为由假设推动的研究已经结束,只要用高通量的技术得到所有信息,各种信息都会对号入座,所有难题也会迎刃而解。然而历史事实是,绝大多数生命科学领域的主要突破都是由个别科学家的“小科学”研究所创造的,如DNA双螺旋结构、遗传MM等主要技术的发展,
???? 科学是不易预测的。小实验室可使科学工作者更有效地交流,更利于激发创造性的思想、开展创新性的实验,解决理论和技术上的难题;而当一大群科学家参与一个大项目时,这些都将消失殆尽。更为重要的是,小实验室还提供了培养年轻科学家所需要的导师与学生间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可达到彼得·梅达沃所说的“探索解决问题的艺术。”
????? 蒲慕明说,“小科学”实验室是重大科研进展出现的主要场所,是培养下一代科学家的最好环境。他建议更多的资源应该给予高质量的小实验室,以用来培养新一代的科学家。 ?????????????????

?????????????? “大科学”的风险
????中国最近出现的“大科学”热潮引起了许多中国科学家的关注。蒲慕明认为大项目本身是有风险的,必须有细致的规划,并能保证在特定领域内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来进行这些大项目。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大计划所使用的巨额资源将造成小型研究的萎缩,对整个科学界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 大科学计划常常强调生物技术大型平台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在开发尖端技术方面中国需要有自己强大的基础生物学实验室,否则只能靠巨额经费购买国外现成的平台;而且,也应该在有许多实验室能够共享使用这些技术平台时才大量引进,否则就是巨大的资源浪费。令人痛心的是,部分中国科学家认为,既然政府愿意投资,大量的研究经费不用白不用。
???? 一个简单的经济账可以说明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现在年预算约为20亿元人民币,其中五分之一投入生命科学领域,而一项正在拟议中的中长期科研规划的巨型项目,预算可能高达100亿元人民币,即使这一项目资助延续15年,每年的投资额也大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每年对整个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
???? 蒲慕明说,从整个国家现在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总投入来看,在此刻将大部分资金投入到少数大项目中是不合理的。 ??????????????

????????????基础科学尚乏应有重视
???? 中国的科学政策制定者与管理者有一种普遍的态度,即将科学和技术看作是一回事,用同一种方式来策划、管理科学计划与工程计划。以生物医学为例,针对疾病的项目被认为只要动员科学家用完善的策略,去直接解决相关问题就能实现目标,然而,认识正常生物现象、病态的规律和开发治疗疾病的手段是有着明确区别的。
???? 英国科学家马克斯·佩鲁茨说过:“科学上的创新是不能够组织的,从上而下的指引将抹杀创新。”科学的发现必须靠政府的支持,但是科研进展的方向和内容是很难计划的。但是,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所设定的20个专题中,只有一个是关于基础科学研究的,这直接反映了政府对基础科学缺乏应有的重视。???

????部分政府高级顾问认为,既然中国的基础科学落后于西方很多,提高基础科学水平又那么困难,因此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应该将资源集中到应用科学和与发展社会需求有关的技术上,基础科学应置于次要地位,而且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是全世界可以共享的。???

????蒲慕明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短视和误导,中国未来技术发展的瓶颈是基础科学的薄弱。在一个日益讲求原创性和知识产权的时代,与发达国家共享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将会是极为昂贵和低效的,当中国正在一步步进入“小康”社会时,科学不应该只被功利性地看作技术和社会福利的工具;科学文化要生根结果,基础科学研究可提供最富饶的土壤,小型科学实验室可提供最适宜的环境。

科学研究的前瞻与回顾-蒲慕明
过去几年里,我常思考一个刚开始做科学研究的学生或刚进入一个新领域的科学家常面临的问题:怎样选择研究的课题,或者选定了课题后做什么实验。我想科研选题可有两种方式,我称之为「前瞻式」与「回顾式」。这两种方式从截然不同的策略开始,但最终都可能使你对科学做出贡献,同时又享受到探索与发现的乐趣。前瞻式研究的第一步,你彻底检索你感兴趣的领域的文献,精读最新最「热」杂志里最「热」的文章,搞清楚这个领域里已解决的和未解决的问题。然后,你开始针对未解决的问题设计自己的实验。这些问题常常是最近「热」文章尚未涉及的下一步。这是一种正规的科研方式--探索未知、追寻新
知、一种往前看的「前瞻式」研究。但是,这种方式对一个科研新手或刚进入新领域的科学家是有问题的,因为在你完成你梦想的实验之前,类似的实验很可能早被已有成就的实验室先发表了。很显然,大多数未解决的重要问题的下一步工作,必定已在许多实验室中进行。一个新手要和他们竞争,显然是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对新手来说,第二种回顾式研究则提供了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回顾式研究的第一步,你把所有「热」杂志「热」文章都暂搁一边,读几篇你所选的领域里最近的权威综述,从这些综述中选出几个你感兴趣,在这领域里已被公认的、接受的概念和假说。下一步就是去图书馆寻找这些假说所依据的原始文献(这些文献可能太老而无法从网上下载)。在仔细阅读这些文章后,你开始设计一个新的实验,用过去没有的新技术或方法,再度检测这个假说(你不能完全依照旧方法去重复旧实验,因为复制别人的实验是不受重视的)。你的实验可能有两种结果。第一,你可能证实了旧的实验结果是正确的,因为你使用了新的实验技术或方法,为一个公认的重要假说提供了新证据,对这个领域是有相当的贡献,可以发表在高水平的杂志。另一个可能是你的实验结果与旧的实验结果不符或甚至相反,那你就「中奖」了。你的证据可以对目前公认的假说提出质疑,流行的概念与假设需要重新考虑,你可以发表一篇「热」文章,一连串的新研究课题也将从此诞生。科学的进展就是不断对目前流行的假说进行修正。前瞻式研究从累积新的信息来迫使假说修正。回顾式研究则从检测已知信息的可靠性直接指出假说的破绽。但是,在这个电子通讯和信息爆炸的时代,新一代科学家却反而因「信息」陷入了一个严重的危机:不能有效选择和消化轻易即可获得的信息。我深深感到新入科研之门的年轻学生最不该做的,就是大量下载所有与他领域有关的文献,而且努力去读所有的文献。一个科研新手往往很难判断所得信息的可信度与其意义,已存在的大量信息难免造成不必要的困惑。事实上,科学界泛滥成灾的文献,对年轻科学家富有创造力的心智可能会造成窒息性的伤害。(警告:读大量文献有碍健康!)身为一个神经生物学家,我常常在想,大脑处理信息的创造性与大脑已存信息量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科学上最富有创造性的,尤其是在物理与数学领域,常常是在科学家年轻的时候完成的?为什么大脑的创造力似乎随年龄而衰退?我现在的假说是「信息量」与「创造力」之间可能是成反比的。每一个新存入神经网络的信息,都是对创造性处理信息的一个新的约束。知识累积愈多,脑中各式各样的框架也愈多,而这些已知的框架正是创新的主要障碍。因此,对知识极谨慎、有「抵制性」地选择吸收,可能是保持创造力的重要一环。

?

蒲慕明:什么制约了中国科研发展?

主持人 王婷婷? 主讲人 蒲慕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系教授、神经生物学部主任)
???? 吴瑞 (美国康乃尔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系教授)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政府对基础和应用研究经费投入的稳定增长、以及整个社会对科学发展重要性的认识,都表明了在中国建立和持续发展科学研究机制的大好时机终于来临。然而,机遇与挑战共存,中国科研发展的现状和出路引发海外华裔学者的思考——

????主持人:近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政府也增加了科研经费的投入,但是中国科研的整体水平以及中国科研机构在国际上的影响都不是很高。哪些因素制约了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

????蒲慕明:基于过去二十年在中国参与建立一些科研机构的经历,我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研究机构在国际上取得卓越地位的障碍也许不是来自经济因素,而是文化因素。?

????吴瑞:近5年来,中国大陆基础科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基础科研的产出率仍然很低,反映在每年发表的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研究论文数量很少。我认为原因主要在于缺少高产出率的科学家;并且中国对基础科研的经费投入仍然不足;其次科研项目评审制度及分配经费的体系不尽理想;这些都妨碍了中国科学家开展尖端性、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另外,多数大学的教育体制不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创新性地思考,也是问题症结所在。

????主持人: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在西方世界得到蓬勃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对科学研究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摆脱文化的束缚,促进科研事业的发展?

????蒲慕明:墨守陈规和等级森严的儒家传统,给现代中国社会遗留了长远的阴影。孔子说要尊重权威,但是科学世界告诉你:只要有理由就可做出批评和接受批评。尊奉权威和现存的条框是科学突破和技术创新的一个主要障碍。

????现在,中国的科学教育在各层次都已是十分彻底和严谨。但要培育下一代的科学家,更应该强调的观念是,激励学生追求知识的热忱重于传授知识本身,学生对教科书和教师的话也可以质疑;并能养成在讲堂内外提问的习惯。对现有的证据、假设、概念提出的挑战,无论是多么幼稚和薄弱,都应该受到鼓励和严肃的对待。

????吴瑞:中国需要自己培养一大批有创新精神、高产出率的科学家。要取得成功,首先需要改进中国的高等院校的教学体制。现在,大多数的大学和研究生院仍然强调学生死记硬背、无保留地接受教师或教科书的观点,而不是鼓励学生用创新性思考、多提问题的方法来学习。在此希望,教育部能鼓励所有的大学改善其培养未来科学家的方法。

????主持人:除了应该在教育层面上强调创新和批评,中国的学者之间是否也缺少交流和沟通?

????蒲慕明:科学家之间缺少公开的批评性的学术交流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公开、坦诚的交流将使许多学术研讨会不仅仅是友谊性的聚会,而是使人受益的学术活动。对学术批评的正面态度将有助于建立这样一种科学文化,即科学的真实性比“顾面子”重要得多,而且负面的评语不总被认为是人身攻击。过度的礼貌和虚伪可能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维持儒家式规范是必要的,但对于一个研究单位是有害的。同事间批评性的坦诚建议对一个科学家的成长是极其重要的。

????在中国大多数研究机构中,学术交流的另一个障碍是在许多领域都缺乏一定数量的受过良好训练的研究人员群体。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成千上万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到国外去深造,其中一小部分人回国,成为现在中国科研机构的主力军之一,但高水准的科学家在许多领域仍然非常缺乏。

????主持人:高水准科研人员的匮乏是否也是制约中国科研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吴瑞:据我估计,当今中国也许只有500位生物学家能够发表高质量的研究论文。而在美国,仅华裔高产出率的生物学家的数量就超过3000人。提高国内的科研水平,除了自己培养高水平的科研人员,另一种办法是吸引大批在国外工作的高产出率的生物学家回国效力。实际上很多在国外工作的中国科学家愿意回国开展研究工作,但是不充分的经费支持、较差的科研环境和科研管理,让他们望而止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提高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持水平,建立更加公平和透明的研究计划评审和经费分配体系,同时推动各大学和研究所的基础结构和行政管理系统的改革。

????主持人:科研领域的选择是否也影响了中国科学研究的产出率?

????蒲慕明:西方国家各个科学领域都在飞快地发展,其中包括了近年来众多海外中国科学家的贡献,这对中国科研机构的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对那些尚未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和决心去和强大的西方研究机构竞争??

????与西方发展相比,中国的研究项目经常被誉为“填补了中国科学的空白”。如果研究方式总是沿着现有的思路和与西方相似的模式,将导致不利的竞争地位。科研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一个稳定和优越的环境,让科学家可以自由地探索他们自己感兴趣的科研问题,并提供一些机制鼓励引导他们从不同方向对重大科学问题进行探索。对科学家个人来说,沿着西方主流实验室目前的研究方向去和他们竞争是极不利的,也很可能浪费资源。偏离主流影响、形成自己独特的科研方向是需要时间的,也需要科学家和科研行政管理者的耐心和坚持。

????主持人:为了提高中国科学研究的产出率,是否应进一步加强经济投入,并且对科研机构、业绩评审体制等进行改革?

????吴瑞:近10多年来,中国的GDP每年以6~10%的速度增长,现已超过了十万亿人民币。如果中国政府仍用:“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作推辞,而不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就没有什么理由了。因此,我在此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采取实质性行动,大幅度增加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预算。在未来10到15年,逐年提高基础科研投入占GDP的比例。

????其次,中国的研究计划评审和经费分配体系需进行实质性的改进。基础研究经费分配渠道在对大项目评审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评审过程还是受到外部因素及人性弱点的干扰。就像有人说:“小经费,大评审;中等的,小评审;大经费,不评审”。对项目评审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减少以上问题的办法是从国外邀请一批有资格的评审者进入项目评审委员会,并使其数量占到评审委员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这样不仅能减少同行间的利益冲突,也能减轻因国内合格评审人员缺乏引起的负担,同时使评审过程变得公平化和透明化。

????蒲慕明:在中国建立研究机构最关键的工作就是创建一个有“紧迫感”的科研环境,使其有益于现有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工作和学术发展。在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里,总有一种“必要的紧迫感”,使得科学家全身心地投入到解决所面临的科学问题。一个“困境中孕育创造力”的学术环境,对所有形式的创造活动,包括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聪慧、勤奋及良好的训练,已受到国际科学界普遍的赞赏。但是,正是那种“必要的紧迫感”才使他们能迅速地成为世界各主要研究机构中的高产出者。

????直接联系到创建一个有益于科研的环境,许多中国研究机构面临着两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行政结构的改革和以业绩为基础的评估体系的建立。对行政体系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包括减少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在财政审计合理的制约下简化预算和核算的程序,将是科研部门行政机构改革的重要步骤。成功地建立以业绩为准的考核体系,首先需要能对科研业绩进行客观评估,且对评审者的身份能够保密。除了各学术领域中合格的评审专家不足外,“保密”在中国的科研机构是一个非常生疏的概念。缺乏保密性会使得客观的评审非常困难。广泛地聘请国际同行评议,是目前国际上主要研究机构普遍采用的方法,这对解决客观评估的困难会有些帮助。

????吴瑞:希望不久就能看到更大比例的预算用于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真正公平和透明的项目评审体系很快能建立起来。另外,希望建议设立的大项目计划及其评审、管理、监查的新系统能够顺利实施,并最终取得成功。如果这些都变成了现实,以生物领域为例,中国将可培训出更多的高产出率生物学家。同时可吸引到很多在国外有杰出才干的科学家回国效力。在5年内中国高产出率生物学家的数量将提高两倍,到2020年增加十倍是有可能的。

????相关链接:世界权威学术期刊《自然》三月十一日推出名为《中国:来自西方的观点》的“中国特刊”。这份专刊以专业学者的评论性文章剖析了中国科研多个领域的发展现状和潜力,将世界的目光引向崛起的中国科技。这些文章均来自华裔学者,他们其中大部分人长期在西方工作。《自然》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希望这些与西方世界和中国都有着密切联系的专家,在中西之间架设一座桥梁,推进双方的理解与合作。

?

?

?

蒲慕明教授对神经所的新年祝辞(转载)

Dear Members of ION:
At the beginning of 2004, I wish everyone a happy and fruitful New Year. On my way back to Berkeley, I attended the Advisory Board meeting of the 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 of Academia Sinica in Taiwan. I found out that ION's progress has been closely watched by quite a few scientists in Taiwan and ION is viewed as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research institution in China. I am surprised that the modest achievement of ION has attracted so much attention. Here are some of my thoughts on my flight over the Pacific.
What exactly have we done in the past four years? First, we have published a dozen or so high-quality papers. However, we have not yet made any discovery tha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highly significant or ground-breaking. This publication record can be accomplished easily by a single active laboratory of a dozen people in most first-rate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the world, with a small fraction of the resources and facilities we have in ION. Second, we have tried to instigate a better administrative support structure. However, the efficiency of ION offices was due largely to the diligence and devotion of our staff members, rather than to any real innovation of administrative infrastructure. Third, we have tried to build a research environment that is more conducive to first-rate creative work for our PIs and students. We have probably succeeded in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with a higher pressure for productivity, but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 in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that I would consider to be a "Safe Haven" for creative scientific work. Just take a poll among our students and asked them whether they feel ION has provided them with an environment for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freedom and satisfaction, I bet ION will score very low. Over the years, I heard repeated stories that some of our laboratory heads strictly forbid students to explore their own ideas or consider attending student-run journal clubs and discussion groups, even reading papers and books unrelated to their immediate work a waste of time, on the basis that working only on the assigned project is more likely to yield publications. Each laboratory head may have a different style of running a laboratory, and I myself have known a few famous scientists who are "dictators" in the laboratory. However, unless the dictator is truly a first-rate scientist with a clear vision, I have not seen any success story. When an ambitious postdoctoral fellow James Watson and a graduate student Francis Crick wanted to play with the modeling approach in solving the structure of DNA in the Cavandish Laboratory, the director Bragg disapprove it and considered it a waste of time, but Watson and Crick were not prevented from their model playing, only discouraged. The creativity of the young minds is the most precious asset of ION and of any other scientific institution. Thus, I take it as my duty to help to shape ION into a place where young researcher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alize their full potential and to learn to be not only productive but also creative as well.
In my opinion, the job of a laboratory head is to set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suggest research projects and strategies. Students are here not just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that yields good publications, but also to learn to become a first-rate creative scientist, not an efficient technician. The only way to learn to be creative, like any activity-dependent process in the brain, is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xercise with the creative process. Following strict orders and trying to solve assigned duties may provide some opportunities for the mind to work, but motivation and enthusiasm, which provide the essenti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creative mental process,
will be more abundant when some of the ideas originate from the students
themselves. Furthermore, young students are usually less inhibited by the existing ideas and paradigms, partly due to their "ignorance", thus are more likely to come up with new and important findings, which usually involve challenges to existing ideas and paradigms. Thus my first New Year message to all ION PIs is to allow the students substantial freedom in pursuing their own ideas, however feeble and naï ve their ideas may sound initially. I am fully confident with my assertion that the most creative (and most productive) laboratory in ION in the long run is the one in which the students have the intellectual freedom to pursue their own ideas. Since one of the founding principles of ION is to provide an environment for creative scientific work, I will ensure that only such a laboratory will have my full support. My second message is the following: Complacency is the worst enemy of progress. As I said in the ION Retreat last November, ION is now only at the beginning phase of the "critical period" of institutional growth. There is already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by the Chinese standard. However, our self-assessment should always be based on comparison with other first-rate institutions in the world. As Dr. Shigang He's recent survey of publication records shows, by the latter comparison, we should feel highly inadequate and refrain from any self-glorification, especially to our Chinese colleagues and media. Our productivity and general quality of research are not even close to that of the 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 in Taiwan.
My third message is to stress the point that our PIs should spend the majority of their time on their own research problems in the laboratory, not on matters related (or unrelated) to their research, e.g., applying for additional resources and attending irrelevant meetings. Our facilities and financial support are now much better than all other neuroscience institutions in China. It is unjustified to channel more resources into our laboratories, many of which now have banked enough reserves that could last for many years, at the expense of other seemingly "less productive" laboratories in other institutions. How can we ever be proud of ourselves when our modest achievement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fact that we have much more resources than others? Thus, starting from this year, I will strictly enforce the rule that no grant application will leave ION unless I am personally convinced of the necessity of the application. My hope is that this will save the PIs from excessive grant-related writing, reporting, and meetings, so that they can spend more time in the laboratory. Since becoming the Director of ION, I have done many things that have antagonized some people here who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how things should be run. However, I come here with a mission of shaping ION into one of the world's best neuroscience institutes, not to promote my own research or to make friends. I will not be deterred by any antagonism, and am very happy to see that the great majority of my ION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remain to be as enthusiastic as I am in working for the mission of ION. Thus, at the beginning of our "growth" period, I am as confident and resolved as ever to continue our long march toward the success.
Mu-ming Poo
Nothing is easy.

?

?

管中窥豹——从蒋辉的信看神经所氛围

?

reply to Mu-Ming and Ninglong's message
Dear all,
? ? After reading Mu-ming and Ninglong's message, I do feel shame that I did not?speak up publicly during the past three years I spent in ION. I am the student that will give a low score if we take the poll Mu-ming mentioned in his message.
? ? But I (and I think the most of us) waited for Mu-ming to do more,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push PIs. While Mu-ming is asking PIs to give us more freedom to explore science, I see many of us are still waiting for PIs to give them projects. I also see some students around me are discouraged or turn their interests to stuffs unrelated to science.?
?? ? I did not do anything to boost their interests before, while Mu-ming was trying everything he can, even against PIs. I did think it is "inappropriate" for me, a junior student, to do such things. But now, I will give up anything related to "keep modest", "save face", and "respect elder", and speak about my own experiences during the past three years.?
?? ? I think my experiences are of some values for new comers. I think it is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help new students here,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share some responsibilities from Mu-ming for students. I also hope other PIs/students can give your opinions.?
? Generally, I do not fully agree with Mu-ming's opinion that students need not read much. Several disavantages make hard reading necessary:? Firstly, most new students cannot read scientific literature smoothly, especially outside the field that they are currently working on;?
? Secondly,?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lags behind the world over 20 years, and we need update our knowledge through reading. For example, several years ago,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Berkeley are asked to describe the mechanism and stucture of Arp2/3 in their final examination of cell biology. I am quite sure that most, if not all, students can not learn about Arp2/3 in their universities.
?? Thirdly, people not knowing the progress in other field will possibly miss the chance to boost their own research. A recent example is the groups rushed into RNAi mechanism resarch. Compared with other groups in the RNA field, the labs took the opportunity boosted rapidly, like Hannon lab,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I can say that if we do not read for the sake of reading itself, we are safe from loosing ourselves in the huge amount of literatures.
Starting period: getting out the situation of innocent.? I was almost innocent about neuroscience before I joined ION. I only had some pieced knowledge about action potential, axon. I knew nothing about neuroanatomy, neuro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functions such as vision. The first research paper I read is a Cell paper from Yi Rao lab. It took me a week to stumble through it! I was so upset and discouraged at that time. I thought I was inappropriate for neuroscience. I think some of the new comers may share the same feeling as me. Finally, I passed through that period. What I did was that I spent three months in our library without doing any experiment. I randomly picked up papers from CNS, neuron, J.Neurosci. Before reading them, read the related chapters in Principles of Neuroscience, then go to the papers. I read them sentence by sentence. It was really hard initially, but soon I felt encouraging, because I found that I could read faster after several weeks. At the end of three months, I found I learned something unexpected: I can feel the quality of papers, that is, I can tell the paper is J.Neurosci or Neuron according to my own judgement. I never had the experience again, because I had experiments to do now.? I don't know how other students passed through this period. I think the only way to be not innocent is hard reading. I hope other students/PIs can give your opinions. If most of you have the same feelings, I hope students can be allowed to spend more time in library.

Improvement: systematic reading

? When I was OK for reading itself and critical reading, I held an ambitious goal: to be an expert of every aspect of neuroscience. Of course, I gave it up finally, but I really explored? ?many aspects. And the process is still not finished yet. I took up two strategies: textbook oriented and people oriented. I read Principle of neurosciences chapter by chapter, and read my interested original papers listed after each chapter, especially reviews. I also searched Pubmed for the names cited often, because I wanted to know what publications can make someone "giant". I still remembered that I gasped at the beautiful publication list of Tom Jessell and some others. Another approach of systematic reading is people oriented. I downloaded materials about neuroscience winners from the Nobel Prize website. Firstly, see what they say about their fields. Then I will try to find out their students, and see what they are doing now. I often make "lineage trees" for those peoples. I can still remember the excitement when I made the list of Kuffler, Hubel & Wiesel, Shatz&Stryker&Katz... The names on the NAS site are also useful. I also made my reading list from Journals: Cell, Neuron, J.Neurosci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Current opinions, Triends editorial borad members. You will find the world is really small: many of them are in multiple boards. Notabally, what I read were mostly reviews, but I ensured at least one research paper for each of them. This kind of readings brought me many funs, I felt very intimate with some of them, although I never met them. Sometimes, I can guess the content of their next paper.

Furthur ?improvement:

One way I found can keep improving me: Look at lab websites of those "giants". Several things need to be done: find out what they are doing now; is it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addressable in his field; can it be improved or difficult problems can be solved by introducing some new techonologies or cooperation with another lab (I always think of doing two rounds of Postdoc for one important question or field).??
?? Discussion: I have the chance to closely discuss with stimulus mentor, which is not available for most students. My experience is not appliable for all, so I will not talk about it here.
?? I think if you have clear vision of your field, you will easily find interesting questions and hypothesis to work on, and need not wait for assignment.?
? ? I hope my experience and feeling can help a little for those wondering what to do at their beggining period. There must be other good ways. I hope you can share your experiences with us students. I do hope the students can hold ambitious goals, it is one good way to prevent you from been depressed by current problems.
Best,


Hui